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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国际社会与国家改革
2011-08-29 12:50:2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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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终结了封建王朝在中国的统治,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华民族追求进步与美好生活的新篇章。弹指一挥间,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与奋斗,今天我们已经步入21世纪——这个被称之为全球化时代的新时代。那么,这个新时代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走势有什么意义呢?这正是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必须重视的问题。

  实际上,自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确立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命运与成长都是与时代、与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在与西方列强较量的过程中节节溃败的产物,也是西方新制度、新思想、新技术渗透和影响中国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毫无疑问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密切相关。今天,国际社会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远非一百年前所能比。这是因为全球化时代所凸显的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共同意识已经更紧密地把人类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国家的选择与命运。

  那么,全球化时代到底开始显现出哪些新质,并提出哪些新要求呢?

  第一,相互依存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基本规律。

  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是具有结构性约束力的关系,体现出人类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与深刻性。相互依存表现为经济上无法割断的联系;政治上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超国家权力日益强化;文化上则是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交流与传播,以及全球文化景观的出现。相互依存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互利、关系的平等,最关键之点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挣脱相互依存的结构约束而谋求独立的生存与发展。显然,这就要求国家在思考和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时,对于相互依存的结构性约束予以足够的审视与关注。

  第二,人类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开始凸显。

  自近代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审视、处理问题,张扬的是民族性与国家性,追求的是民族和国家利益,这一点至今并未过时,仍有着现实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与此同时应当看到,由于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的存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了独立的地位与意义。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共十七大报告)这种判断,真正实践着“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中共十六大报告)的理念宣示。

  第三,修正和超越工业文明的社会要求日益强烈,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已经历史地进入人类视野,成为新的价值与目标选择。

  工业文明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活的环境,提高了人类生活水平,其历史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弊端同样不可否认,所以才导致了修正和超越工业文明的社会要求和社会运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在这种反思中诞生并逐渐成熟,它已从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与模式,提升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标示着文明转型时代的到来,要求人们以可持续发展为尺度,全面审视和调整原有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目标、理念和价值。

  第四,凸显人文要求,呼唤伦理价值的复归。

  时代变迁与文明转型的巨大冲击,要求人类对现有制度、价值、伦理和生活方式进行反思。经济主义、唯物质主义导致GDP崇拜、享乐主义、乃至拜金主义,经济增长的狂热和物质享受的膨胀,扼杀了人们的人文追求,窒息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扭转这一病态已成为当代人类恢复人的尊严与自我的强烈共识与历史要求。面对人类发展的大趋势和国际社会凸显的新走向,中国如何回应,我们在国家改革与建设方面应做出哪些调整,突出哪些议题与导向?

  首先,逐渐确立并不断强化人类共同体意识,努力寻求国家意识与全球意识、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平衡点,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必须真正懂得,当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事情,包括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只有在世界的舞台,通过与世界的互动才能获得。因此,改革开放不能停滞,与各国的沟通、交往、合作和对话不能质疑。需要在坚守国家利益与国家发展的同时,更自觉、更理性地审视和认同人类共同利益。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尤其是隐蔽而内在的中国中心论有悖于时代潮流,必须予以警惕与克服。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时代这种基于人类的全球观、整体论是当下每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其次,明确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倡导责任、贡献、共赢、合作、和谐的理念,在提供更多公共物品,构建和谐世界方面作出持续性努力。

  从30年来中国的超常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冲击性来看,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新兴大国。只是要注意,新兴大国并非就是软硬实力均强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它只是在比较的、尤其是强调冲击性的视角下才具有合理性。从新兴大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是,中国超常发展及其连锁的对世界的巨大冲击,已经并且日益强化着世界对中国的疑虑、期盼、要求,乃至恐惧,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贡献论”,都是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显然,漠视这些反应,或仅仅以批判的眼光对待这些反应是不妥的。这就提出了当代中国国家改革的第二项任务,那就是塑造更为开放、成熟和理性的对外战略。如同政治发展已不能囿于传统的理解一样,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也不能仅仅囿于国家的视野与选项,还需要增添世界的视野与选项。当下之中国,由于其崛起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力,所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要克服现实主义的权力意识和大国意识的诱惑,从责任论、贡献论、共赢论等高度认知和定位自身的国际角色与作用。这绝不是要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扭曲的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中心论。今天强调责任论、贡献论,是以国际共同体一员的身份,尽其所能,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推动人类的整体性进步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世界对中国寄予希望,中国应有更自觉的意识和更果敢的作为。

  再次,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走低碳经济之路,走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之路。

  必须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超常发展与迅速崛起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总体上讲我们仍是一种粗放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和资源过渡耗损,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同时,注重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又与内需不足相伴相生,从而导致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带来一系列事关民生的问题,影响到对改革开放的认知与信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国家改革的第三项任务就是顶住种种压力与挑战,真正下决心迈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坚定步伐。在这方面,最关键要明确三点。其一,理性定位硬实力的作用。硬实力无疑是国家与民族强盛与否的基础,是人们物质生活的支撑。但硬实力并非就是一切,也不可能永远居于首位。硬实力崇拜的具体表现就是经济主义、GDP至上。殊不知,硬实力也有局限性,硬实力也会导致困境。其二,真正承认地球生态与资源系统的有限性,明确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其三,突出民生和人的幸福指数。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或仅仅是为了提高国力,以便与他国竞争而去发展,它的宗旨应该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

  最后,突出人文建设、伦理建设和政治与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环境。

  当代中国的国家改革与建设任务,除了上述三项之外,还有一项更为老百姓感知、感叹、甚至忧虑的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腐败、官本位、拜金主义、道德失序、价值错位、公共精神的不足与公民社会的孱弱,等等,无不反映着当代中国人文素质与伦理价值的严重缺失,以及政治与社会体制运行管理的失范与不畅。这种状况从国内层面讲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度,甚至会指向政府的合法性;从国际层面讲,严重损害着国家的形象与影响力,疏离了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关系。因此,改变软实力不佳,软硬实力不相匹配的状况是当务之急。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若不能体现出令人信服的榜样力与吸引力,就远不能称之为成功。中国的人文道德水准若未有显著的改观与提高,则硬实力愈发展,其受到的质疑愈多,负面作用也会愈发明显。

总之,世界的转型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刻的转型,这一转型是全球化时代的大趋势。在国际与国内的界限日益模糊,整个人类的相互依存更为紧密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家改革与建设必然受到这些大趋势、大背景的制约与影响。本文所提到的四大任务,前两个着重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强调全球性、整体性、开放性和责任性在当代的意义;后两个偏重于克服自身的弊病与顽疾,实现“发展自己,影响世界”的目标。如果我们真正在上述四个方面有长足的进步,那将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最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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