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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两次伟大转变
2011-08-29 12:51:21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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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20世纪的中国,先后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的选择使中国成功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状态,在经济快速发展中逐步成长为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发展中大国。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多种多样,概括起来无非两大类:一是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二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前一种由于时代、国情、发展基础、国际环境、文化等差异,表现为多种形态,其中欧美的发展模式最具代表性;后一种也由于国情、执政党、发展基础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多种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前苏联发展模式最具代表性,90年代以后以中国发展模式最具代表性。

  20世纪的中国,先后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的选择使中国成功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状态,在经济快速发展中逐步成长为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发展中大国。

  第一次伟大转变: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打破了中国原本可能出现的常规发展模式。辛亥革命没有催生出一个独立、民主和法治国家,反而出现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1927年国民党抛弃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任务,民主革命开始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也顺理成章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目标。

  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中国式跨越。虽然中国共产党将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分步骤实现。“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经济形态,既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国力,又没有偏离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过系统阐述,相继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他指出,鸦片战争以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其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的革命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

  1947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第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第二,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第三,保护民族工商业。他同时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将包括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等。

  1949年,“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作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被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社会经济成分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时间不长,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大量数据表明,在1949年至1952年短短3年中,我国的国民经济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不仅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发展理念上,新民主主义经济也非常具有跨越意义。中国在获取政权后没有立即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而采取更稳健的举措,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继续发展。这与俄国十月革命后前苏联共产党实行的经济政策有明显差异。同样,新民主主义经济通过计划指导和市场机制来规范国民经济运行,从而和“二战”后许多国家通行的混合经济存有本质区别。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在国家经济命脉——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运行的,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又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走内外约束条件下强制工业化道路。在经过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之后,中共中央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即使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没有完全消失,主要表现是对国际上的危机作出过高估计。为此,我们不仅进行工业化,而且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新中国经济史上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事件都在这一年发生: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启动、统购统销政策出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加快,等等。这些政策和制度变迁几乎都是加快工业化的产物。

  然而,中国此时工业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却十分苛刻。对内,重工业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是我们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从就业和产值结构看,成立之初的新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52年不仅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由于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也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自我积累能力非常有限。对外,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换句话说,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急需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新民主主义经济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从1953年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快;对个体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迅速推进,到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从而重塑了社会经济的微观行为主体。这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终结。同时,行政性的计划管理方式也逐步形成,管理体制逐渐由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转向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

  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体制基础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一经形成,在发挥出高积累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同时,也暴露出其与普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不相适应的问题;暴露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积累政策下如何保证农、轻、重协调发展的问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怎样改革和完善这个发展道路,代表性成果是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然而,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毛泽东同志拥有非常熟悉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激励机制,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来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在遭遇“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同志的改革主张转向了更为激进的政治激励和群众动员,直至运用“阶级斗争”手段,进行“文化大革命”。

  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发展道路探索过程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积累为手段、以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超常规发展模式,虽然导致了各个方面的紧张和工农业关系的失调,但是的确达到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部分预期目标。比如,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两弹一星”;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改造和投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以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和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它们保证了20世纪80年代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城乡轻工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强制性地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障,提高了人力资本。此外,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充分得以体现。例如通过集中财力保证了“一五”时期三分之一的重点项目在国防工业,通过“大会战”的方式实现了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通过“集体攻关”的方式加速了科技创新,通过“三线建设”缩小了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差距,以及通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精神激励替代物质激励不足,等等。问题是这些优越性在总体上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改善,呈现出成本上升、效益递减的特征。

  虽然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经济体制诸多方面与前苏联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反思与“模仿”同步,以下四个方面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反省最多的地方: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与单一公有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构建和完善中,中国有更为灵活的态度和方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对前苏联经验的一个重要修正在于合作化不像前苏联那样采取突然的、混乱的形式,而设计成逐步的、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的“三步走”模式,即先是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最后是高级社。另一方面是中国对单一公有制带来的问题一直给予关注。这在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单一公有制可能造成的低效、对微观经济主体激励不足的觉察。第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两种反思最具代表性:一是陈云同志提出的“主体”与“补充”的思想,二是李富春同志提出的“指导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相结合的思想。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既应当有计划性,也应当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第三,关于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当时全党几乎形成共识:“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第四,关于农、轻、重的关系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我们“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以重工业为投资重点,但也要加重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这个思想后来发展为“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全面协调发展方针。

  总体看,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虽然出现失误,但也形成了不少正确的认识,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例如:在宏观经济方面,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思想;提出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主张;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四大平衡”理论;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微观经济方面,提出了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关系;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实践上积累了农业“包产到户”、恢复个体经济和自由市场、技术引进;处理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等经验。虽然八大前后的反思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被打了折扣,但这些反省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意义可能比它们当时发挥的作用更重要,因为这些反省和经验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伟大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很快突破了前30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性突破和创新,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第一,根据“二战”后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改变了对外部环境和世界性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使中国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国外市场发展自己的道路,真正摆脱了战时经济思想束缚。

  第二,国际环境的缓和以及相关的正确判断,为改变国内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居高不下的高积累政策提供了可能。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处于农、轻、重均衡发展,积累与消费同等重要的宽松环境之中。从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着手调整农、轻、重关系,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扩大消费,真正实行新中国30年来一直追求的协调发展政策。

  第三,与协调发展、提高消费水平目标相匹配,我们启动了“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允许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过去束缚最多、危机最深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引导下,加上“放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中国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个以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石的理论束缚,为建立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经济结构和基础。

  第四,从“放权让利”和农村改革一开始,我国就利用了市场调节,长期受抑制的市场因素迅速复活并日益显示出调节经济的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十三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个目标到了十四大,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又一个基石“计划经济”被突破、被创新。在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理论的飞跃,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1039.8万亿元;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升至2010年的第2位。这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经过新中国建立后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转型,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机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并获得共赢,而且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 (作者: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丹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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