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  English
| | | | | | | | | |
首页学术交流
中国的软实力:讨论、资源与前景
2011-08-29 12:52:34    来源:  
........................................................................
【字体: 】【打印】【推荐给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4

过去10年来,中国在亚洲的影响日益显著。除了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外,中国对软实力的认识及其在国家政策上的应用也是它在亚洲迅速改善形象和增强影响的重要因素。中国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具有浓厚的兴趣,而美国主流学术圈的反应却不冷不热。此外,进入胡锦涛时代后,对软实力的讨论成为中国学者和媒体的重要主题。

  一、中国对软实力的讨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软实力的兴趣急剧高涨。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知识分子才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讨论软实力理论。中国对软实力的讨论主要发生在外交政策领域中。进入胡锦涛时代后,中国要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大国,就必须加强自己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这已经成为普遍的呼声。“软实力”一词更为流行,不仅学术论文中而且报纸杂志中都充满了对软实力的讨论。特别是,2003年和2004年分别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论和“北京共识”都明确地推动了软实力理论的运用。

  事实上,即使在胡锦涛时代前,中国就进行了相关的讨论,不过是没有使用“软实力”这个具体的术语而已。最明显的例子包括“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观”和“负责任的大国理论”。其他的理论包括“中国机会论”和“中国贡献论”。这些理论基本上是为了反击“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此外,中国还实施了各种外交政策来支持这一事业:对非洲的政策就是代表。在胡锦涛时代,对软实力的讨论更为系统,例如,提出“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以及加强公共外交就是这些努力的主要事例。

  从外交战略角度进行的软实力讨论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阐述了如何通过适当的反制措施来应对美国的软实力战略;另一个是描述了使中国可以崛起成为全球大国的外交政策措施。

  那些比较担心美国的软实力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的中国学者认为应当直接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关注的是美国的软实力战略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们认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美国文化霸权的加强和美国价值观通过互联网和广播的传播是巨大的风险因素。这些学者认为,这是美国和平演变的企图。因此,他们主张中国政府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制定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政策。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奈的软实力理论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维护自己的霸权领导权的欲望的反映,并且专门批判奈在200512月《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奈警告了中国在亚洲软实力的快速增加,呼吁美国直接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学者认为奈高估了中国的软实力,因而声称奈的理论相当于“中国威胁论的软实力版本”。

  另一方面,那些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国学者一般主张,加强软实力是中国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的战略需要。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已经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单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就证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他们认为,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中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形成,中国的外交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过去融入国际社会的外交目标。现在,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在制定新国际准则和制定主要地区和全球政策的过程中的发言权。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如今面临两大新挑战。第一个新挑战是消除中国威胁论和说服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接受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既定和合意的事实。第二个新挑战是通过承担国际责任来获得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这两大任务都与中国软实力的加强密切相关。从这些目标来看,大多数中国学者逐渐一致认为,要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大国,中国需要加强自己的软实力。

  二、中国的软实力:资源与前景

  今天,中国的软实力取决于如下三个资源:中国发展模式、以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与中国文化。

  1.“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

  2004年,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高盛公司和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首次提出“北京共识”一词。此后,由于外国媒体的高调报道,这个术语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雷默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的新的实力基础,声称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成为美国的竞争者。此外,他还论证说,“北京共识”正在开始取代已有的“华盛顿共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雷默解释说,“北京共识”由三个定理构成:第一个定理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创新;第二个定理是中国发展模式把可持续性和平等视为最高的优先性;第三个定理是中国争取外交政策的自我决定。像“华盛顿共识”一样,“北京共识”不仅包括经济问题,而且包括政治、社会和外交上的问题。雷默认为,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在“华盛顿共识”失败、世贸组织谈判破裂和阿根廷经济崩溃这种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北京共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希望。

  然而,雷默所描述的“北京共识”在内容上令人失望。事实上,大多数人之所以留意“北京共识”,并不是因为它说了什么,而是因为这个术语本身似乎是对“华盛顿共识”概念的反击。当考察“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时,我们看到,它不过是简单地重申中国在进入胡锦涛时代后重视创新。第二个定理也逐字逐句重复了中国在胡锦涛时代所付诸实施的经济战略,即抛弃了以前经济增长优先的政策,提出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均衡发展战略。雷默所谈到的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不过是对这种战略的简单概括。第三个定理也仅仅是列举了中国自1982年以来的独立外交政策。就其本身而论,雷默的“北京共识”不仅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而且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宣传中国官方立场的替代方式。

  最重要的是,雷默的“北京共识”对中国来说毫无价值,因为它证实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当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它考察了全世界的不同发展模式。在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中,最有吸引力的是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中国学习了后一种模式。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成立实施工业政策的“领航机构”,这些全都是实施这种模式的例证。因此,这促使一些研究者得出结论说,中国本质上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变种。

  然而,最近中国学者强调中国发展模式相对于东亚模式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之所以如此,背后当然另有原由。正如韩国和台湾所证明的那样,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最初都是实行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最后走向了民主化的道路。这些例子表明,中国也会在经济发展之后出现民主化。但是,通过区分出同那些国家发展模式的差异,中国能够平息这些要求和预期。此外,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上对东亚发展模式的日益增多的批判来看,突出中国发展模式的精妙性,平息了那些认为这种发展模式无法持续或稳定的声音。雷默的论证对证实中国学者的这些主张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接受“北京共识”,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理由。由于中国发展模式包括从政治到社会的一切方面,因此,“北京共识”的传播使“中国式社会主义”获得了更广泛的国际承认。这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且还是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模式。由于“北京共识”,中国终于能够消除作为非民主国家和人权侵犯者的恶名。与此同时,通过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荐各种发展政策,中国现在面对美国也能够在国际社会中承担一种领导角色。

  尽管这些都是触手可及的好处,但是中国对向海外宣传“北京共识”仍然倾向于保持克制。第一,“北京共识”的内容基本上是对中国官方立场的一种概括。因此,如果中国只向世界宣扬“北京共识”的优点,这将不过是借一个“中国支持者”之口来宣传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中国担心,如果在宣扬“北京共识”时过于富有攻击性,这可能造成美国不必要的误解。

  目前尚不能准确断定“北京共识”对国际社会的真正影响究竟有多大。然而,我们可以估计“北京共识”对某些国家的吸引力。对于经历过这种发展模式的韩国和台湾来说,“北京共识”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对它们来说,“北京共识”总结了它们已经克服的障碍,而不是引入了一种新的模式。然而,对亚洲、拉美和非洲的一些欠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包含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那种认为在维持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同时又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思想引起了非民主国家统治精英的兴趣。南亚、非洲、拉美、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权威主义领导人对“北京共识”所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个方面,“北京共识”对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加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合作,并且继续做下去,“北京共识”可能具备取代“华盛顿共识”的潜力,至少在某些国家是如此。

  2.外交政策: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理论            

  中国软实力的另一个资源是它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它对亚洲的地区政策。正如约瑟夫·奈所论证的那样,外交政策是软实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并且实施深思熟虑的外交政策能够大大加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个方面上,作为曾被视为中国实现发展成全球大国的外交战略,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理论也可以被视为胡锦涛时代中国讨论软实力并将其应用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例证。

  和平崛起理论的催化剂是各种针对中国的不利话语,例如中国威胁论。然而,把和平崛起理论简单地理解为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反应,是一种有些片面的解释。如果中国只需要遏制中国威胁论,中国机会论和贡献论已经绰绰有余,足以应对了,因为这些理论得到了经验结果的支持: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经济交流与开放所带来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和平崛起理论背后的动机比表面看起来的更为重要。换句话说,胡锦涛时代之所以提出和平崛起理论,事实上是因为这样一种意图:宣布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即将崛起为全球大国,并使这一宣言获得亚洲邻国的接受。

  中国研究在这个方面,中国崛起理论的提出本身对外交政策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在三个方面的转变。第一,外交的中心从美国转向亚洲;第二,外交目标从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转向承担全球领导地位和责任;第三,外交战略的中心从经济发展转向增强综合国力。换句话说,和平崛起理论象征性宣布,中国的全球战略方向已经从国内转向国外。因此,和平崛起理论现在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对国内外状况认识的转变和寻找促进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大国的新外交政策的渴望。

  和平崛起理论的内容较为简单。第一,尽管中国在短期内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不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非常低,并且领导人面临着养活13亿人口的挑战。这些国内的制约因素意味着中国至少在三代人的时间内必须集中全力关注本国的发展。第二,中国正在实施一种努力参与而不是脱离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第三,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中国也在追求一种不会伤害其他国家的独立发展战略。第四,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亚洲的经济发展、繁荣和稳定。

  2005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对和平发展理论进行了说明。第一,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通过营造和平的世界环境实现了发展,并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第三,中国依靠自身力量、改革创新和稳步的开放实现了发展;第四,中国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努力实现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第五,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合作的原则,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除了术语上的变化外,和平发展理论与和平崛起理论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除了使用“和谐世界”这个新概念和更广泛使用程式化的表述外,和平发展理论从整体上来看是对和平崛起理论的重新命名。对和平发展理论内容的考察表明,中国尚未完全抛弃和平崛起理论表达的思想。当然,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这种术语上的微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词语的转变表明中国决心正式推迟宣布它的崛起。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外交政策面临各种新的任务。首先,中国必须消除普遍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其次,中国需要说服亚洲邻国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最后,中国需要通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国际社会来获得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当提出和平崛起理论来实现这些外交目标的时候,中国面临着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如何向国际社会说明这种新的、具有潜在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理论来取代和平崛起理论,但这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这种术语上的变化反映出中国目前的处境:一方面,中国希望宣布自己的崛起和获得邻国的承认;另一方面,如果宣布中国的崛起,中国官员担心来自邻国的负面反应和后果。无论如何,中国都会按照和平崛起的箴言谨慎地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继续努力提高自身在亚洲的地位。

  3.中国文化

  中国软实力的第三个资源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使中国可以在对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重新定义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中国文化拥有数千年的历史。不仅如此,中国文化也具有这样的潜力:对于那些分享它的遗产的人和那些受其文化影响的其他亚洲国家来说,中国文化能唤起共同的兴趣和倾向。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判断出中国文化对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重要的资源,因为它们能够加以重构和再造,帮助创造出一个“想像的”亚洲认同和价值观。

  例如,如果中国官员把长期的冲突重构为对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亚洲历史的共同记忆,那么许多亚洲人很有可能分享这种中国历史的记忆。因此,通过利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中国可以尝试为亚洲人创造出想像的共同认同和价值观,从而增强自身的软实力。这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超越了对单一国家历史的单纯再现。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像印度一样的亚洲古代宗主国之一,中国文化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资产。在中国文化的许多象征中,孔子的学说是一个以不同方式向西方表述中国价值观和愿景的核心因素。亚洲国家尤其东亚国家熟悉儒学和儒家的价值观。就像人权或民主在西方一样,儒学和儒家价值观在这一地区具有普世的意义。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新颖。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的学者和政治家挑起了争论,主张亚洲的价值观和认同能够与西方的价值观和认同比肩而立。但是,由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对亚洲价值观随之而来的批判,这些讨论迅速失去了意义。

  然而,中国的崛起再一次使追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亚洲价值观成为可能,尤其是在东亚儒家国家中。这些价值观包括:家庭的重要性、对德行和伦理的关注、集体相对于个人的优先性、对统一或和谐和秩序的重视以及勤劳、节俭和教育的重要性。中国的亚洲价值观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的。此外,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增加了中国亚洲价值观主张的分量。

  在这种环境下,需要特别关注中国近来对儒家价值观的强调。自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国作出了各种努力,吸收儒家的思想作为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这些努力在胡锦涛时代得到了加强。中国从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中吸取和改造了许多内容,例如“以人为本”、“亲民”、“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儒家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也正在把儒家思想扩大到外交思想上。“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和安全共处”以及“和谐世界”全都取自儒家的思想。这显然既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同于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通过更广泛的系统化,中国计划把儒家思想重新确立为一种本质上属于中国的价值观和愿景。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系统全面地发展自己的公共外交。主要的例子是成立孔子学院。这是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中心,目的是激起学习汉语的热情,目前已经扩展到全世界。此外,中国于2004年首次在法国举行大规模的文化活动,然后2005年扩展到美国、意大利和荷兰。中国正计划在将来增加这样的文化活动。

  三、结论

  过去10年来,中国官员一直在计划和部分地实施一种推动中国从地区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新国家战略。这项战略包括加强软实力和硬实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确立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价值观和愿景--即所谓的“中国的理念”以及如何在亚洲和全世界宣传它们。中国发展模式、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理论以及追求一种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亚洲认同全都是中国价值观和愿景的重要内容。

  中国在加强自身软实力影响的道路上存在许多障碍,例如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普遍的政治腐败、淡薄的全球人权意识、中国威胁论的传播和排外民族主义的崛起。由于这些问题,邻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国的软实力仍然难以断定。然而,不论是从经济和军事还是从软实力的角度来看,中国与西方相比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来发展一组连贯的中国理念。这将会大大加强中国的软实力,以便保证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将来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讯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800号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楼 邮编:20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