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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睿,黄伟力:建党前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2016-12-15 14:28:3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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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前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对《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的再解读

 

作者:马先睿,黄伟力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摘要:《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是在中共建党前夜于湖北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它集中反映了“一大”前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基本问题的一系列认识和主张。作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实践的一次尝试,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但是,囿于时代条件和认识程度的限制,文章仍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中国革命;中共一大;早期传播

 

就在1921年中共一大正式召开的前一个月,亦即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夜,湖北汉口地区公开印行出版了一本署名“田诚”的《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小册子(以下简称《共》文),共10页计5600余字。《共文集中反映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和主张,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领域一篇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文献。根据该文刊发时机、发行数量以及具体内容,《共》文很有可能是在为行将召开的“一大”进行舆论上的宣传和准备。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的话,无疑可以视作研究中共一大的重要背景材料。特别是在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中文资料的情况下,《共》文成为与之有关的唯一的中文文献有学者认为,该文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1]遗憾的是,由于作者身份不详等故,《共》文一直未能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近年来以湖北大学田子渝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该文的基本情况、语言风格、行文结构、马克思主义观等,但是《共》文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哪些新的思考?特别是在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方面较之前有哪些新的突破?目前的研究都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的需要,同时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后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着重对《共》文中有关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和主张一深入考察和再解读

 

一、《共》文写作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曾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对中国人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不仅意味着谋求民族独立与复兴时代大幕开启,同时是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产物。尽管在建党前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来得及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尚未对此形成完整的、自觉的、清醒的认识但《共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在的理论视野下审视中国问题的思想结晶,特别是其中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一系列分析主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写作背景来看,《文一方面基于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当时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

就国内而言,时值中华民国统治权逐步被北洋军阀势力窃取和把控的特殊时期。政治上,中国几千年来延续君主专制制度虽已结束,减小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道路上的阻碍,然而随着南北对峙格局的不断激化,政争频仍,社会动荡。北洋军阀势力对辛亥革命果实的反攻倒算,使中国“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3]宣告了资产阶级独立建国梦想的破灭在经济上,民族工商业于战火中艰难成长,较清末有了初步的发展。这不仅导致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包括进步知识分子在内的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来自中国各行业的产业工人数量已达200万人巨,而与其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总数也在40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文化经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并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宣传和带动下,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加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和物质基础。此外,各种宣传新文化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不乏介绍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以及工人运动方面的言论,进一步开阔了中国“智识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视野。

国际环境而言,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成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建立离不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尤其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在中国国内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被陆续介绍进来但即使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也还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作为后来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当时也还认为,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推进,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4]。在俄国方面,1920维经斯基来华以后,共产国际逐渐加大了对中国革命人力财力上的支持,中国最早一批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秋冬陆续建立起来。在维经斯基、柏烈伟等人的帮助下,经翻译过《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民族周刊》等小册子在中国得以推广扩散,间接影响了第一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民族革命的看法。除俄国外,由于一战期间欧洲各国忙于应战,日本独霸东亚的战略得以一步步实施。1918年开始日本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不平等协议,使中国军事发展受到极大制约这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更让当时留日学生激愤不已随着归国运动的爆发,不少曾在日本社会主义浪潮中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救国运动之中,这使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朝纵深发展。

国内与国际的特殊历史条件,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伴随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断深入,中国第一马克思主义者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与此同时,其他怀抱救亡图存理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也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智识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条件基本具备的前提下,第一马克思主义者迫切需要详细公开地阐明自己的行动理念以及建党纲领,“一大”前夜《共》文应运而生。

 

二、《共》文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在《共》文中,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与思考其中他们不仅对中国国情出了的判断,同时结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深入分析,分别就革命步骤及目标做了设想和展望,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

 

(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新判断

 

作为进行中国革命、制定革命战略的根本依据和前提,如何判断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始终是贯穿中国革命进程的一条重要主线。《共的一大亮点在于,它首次突破了之前将中国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局限,破天荒地提出了“公共半殖民地”的概念。

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内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都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据此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早在1920年,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提出,“照现在看来,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的阶级争斗可使其他国家受同一的影响……我们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5]。一直到1921年4月,李达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中依然坚持近代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而在此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6]。这说明,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大”召开以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但囿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粗浅理解,他们依然认为当时中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提出要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

在这一问题上,《文的认识发生了重要转变。文章指出“稍微明了一点中国现状的人,都知道国际资本主义的势力已渐渐布满了这个酣睡的中国。那些资本家,用伟大的经济力,挟着他们的保护商业政策和可怕的杀人的军备做后盾,把中国变作了国际掠夺阶级的公共半殖民地” [7]。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既不是传统秩序的封建社会,也不是欧美诸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势力”裹胁下所形成的“公共半殖民地”。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意涵。其一,所谓“公共”,意在揭示中国同时遭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在国内形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的官僚买办集团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国际掠夺阶级”亦即帝国主义列强,它们凭借“伟大的经济力”和“可怕的杀人的军备”一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从经济上瓜分中国,“吸取中国无产阶级的血髓”。另一方面,本国资本家也“附属在国际资本主义上面,卵翼在军阀官僚势力之下”[8],勾结帝国主义一道压迫中国人民。其二,“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表明近代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实际上丧失了独立国家的主权,而且在经济上也遭到外来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经济日益殖民地化。在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下,“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9]

由此看出,《共》文改变了之前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把中国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对中国国情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共》文关于中国国情的这一新判断,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面临的特殊社会环境,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前第一次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接近实际情况的表述。结合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一认识无疑为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断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元素。

 

(二)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造就了中国社会特殊的阶层结构。《共》文在新的国情判断的基础上,重新分析了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者、同盟军等基本问题。

作为受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最深也是最直接的阶级,《共》文首先关注是城市工人苦难的生活现状。文中写道,在大都市中“随处可以看见的高楼大厦,一个不是劳动者流了许多血汗造成的,现在住的却都是强横无人性的外国或本国的资本家。他们货栈里积满了掠夺得来的货物。但是靠近他们的高大住房和货栈的侧边,那些替他们流过血汗的无数劳动者,或是缩在矮小污秽的茅屋里,或是流落在街道上,现出极褴褛饥饿不堪的样子”。工人的经济地位极其低下,虽然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但却是“什么都没有的,不得不把气力卖给资本所有者” [10]。在资本家的不断压榨下,城市工人逐渐沦为真正赤贫的“无产者”。

相比于城市工人,乡村中农民的处境则更为艰难。“他们自己没有田地,或是自己的田地只能够养活几只小鸡,因此他们不得不向地主租点地来耕种”,但是地主却可以安乐地高坐家中,“得到他的佃户供奉他半数以上的田地产物”。而一旦遇上干旱水灾,农民的生活境遇将变得更加窘迫。“吃了一年的累,结果还是受饿,佃户还要奉承他的主人,服从他,把钱送给他,要是不然,地主就会把他的田地夺回去” [11]。农民劳动时间之长,待遇之凄苦,远甚于城市工人。

《共》文结合地主和资本家的情况,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劳动者这种苦难生活状况的原因。文章指出“千万的劳工都是耕种别人的田地,工人从早至晚的卖气力,为的不是自己,为的是主人的利益。工厂里面也是一样的,因为田地、机器、工厂等等,只除了工人的两只手两只腿,没有一件不是资本主人所有的私产”。换言之,“为什么资本家能这么做呢?因为工厂机器等等都是他们所有的,而且有多量的金钱”,“为什么地主能这样做呢?因为他有土地的自由权”。也就是说,资本家和地主之所以能够压迫和奴役无产者,其根源就在于物质资料的私有制。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下,他们牢牢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通过从劳动者身上超额攫取剩余价值,一方面把自己变成“专制国的皇帝”,另一方面把劳动阶级变成“特殊阶级的牛马”。与此同时,“更加上军阀的互斗、兵匪的劫掠,造成了惨痛的生活艰难的现状。一般贫民不是惨遭杀戮,就是流离失所,绝大的饥荒也就因此发生了”。因此,文章明确指出,“我们——特别是无产阶级——所受的种种痛苦,都是私有财产制度赐给我们的。就是军阀官僚的专制,也是依附资本主义与私有财产制度,狼狈为奸的”[12]

文章还特别对社会中间“阶级”——“智识阶级”亦即知识分子阶层的情况进行了探讨。《共》文认为,自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已经分成帝国主义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两大阵营,“界限愈加分明,激斗愈加紧张”面对这种形势,知识分子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是做压迫阶级的附属物呢?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军呢”?文章分析了知识分子阶层在当时社会环境条件下两种出路。一种是在生活的重压下,“变成掠夺阶级的走狗”或“被利诱而作掠夺阶级的爪牙”。面对这种情况,“一般智识阶级除了参加无产阶级的壮烈的革命运动以外,实在没有法子避免那些资本家和特殊阶级的势力” [13]。另一种则是向俄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学习,主动“和无产阶级握手”,把“智识贡献到劳动者的脑袋里去”[14]。《共》文中所突出的这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劳动者灌输先进思想的观点,表明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自觉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运动实践的重要性,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创立所必须的思想基础。

在对以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对象应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这一认识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将革命对象局限于“列强和军阀”的观点划清了界限,不仅初步指明了中国革命“不能单讲推倒军阀,仅仅推翻军阀而不根本解决,是不行的”[15],而且把革命对象进一步上升到“私有财产制度”这一根源的高度,这就为早期共产党人制定革命目标奠定了基础。在明确了革命对象以后,《共》文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所依靠的主体。文章呼吁,作为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工农劳动者,应该和知识分子一道,“在国际红色旗帜之下,推广这个革命的运动”[16]

 

(三)关于中国革命步骤的设想

 

五四以来,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将阶级斗争视作中国革命的唯一途径,而《共》文也基本延续了这一认识。文反复强调,“阶级战争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惟一方法……为过渡到共产社会必然的连锁” [17]。但是,文章同时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发展至关重要的理论观点,即分“两步走”的设想。

《共》文指出,“第一步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 [18]。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理念的公开提出,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将救亡图存的目光投向西方,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维新派的“兴民权,设议院”再到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这些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潮中汲取而来的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虽然帮助中国人推翻了清王朝、使民国得以建立,但始终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其痼疾反而日渐加深。究其缘由,无外是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以及一个能够真正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组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从此掌握了能够改天换地的“批判的武器”,然而关于“武器的批判”的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直到五四以后,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苦苦探寻中国革命前进道路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建立一支革命队伍的迫切与必要。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 [19]特别是随着《共产党宣言》及其中译本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先锋队,逐渐成为先进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观点。19208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并提出了党的纲领,但由于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20]。相较之下,《》文则公开提出,共产党“就是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机关,他的职务是要向工人农人水手兵士学生等宣传,组织各种的产业组合,并且引导那些产业组合以罢工的手段,与资本家激斗”。共产党作为社会革命的领导政党,要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一天一天的吓破资本家的胆,增高劳动者战斗的力量。到了最后,一个总同盟罢工,就可把那些资本家和资本家的政府推翻”[21]

《共》文认为,建立共产党“不过完成了阶级战争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设劳农专政的国家”[22]。应该说,这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国外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对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教训的一种总结与反思。文章指出,在帝国主义日益国际化扩张的形势下,“要是没有强固的组织,如何能抵挡得住国外的军阀和资本家呢,如何能遏止国内的一切反动革命呢”。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自己的政党夺取政权,“推翻资本家的国家,建设劳农专政的政治”[23],一面抵御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镇压国内资本家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运动。《共》文特别强调,“一八七一年巴黎的自治团之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夺取得政权。苏维埃俄罗斯要是没有强固的政府和红军的组织,早已被世界上的强盗吞灭了呢”[24]。文章号召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向俄国学习,实行共产主义的革命,因为“断没有在两个相似的国内,社会革命在一国行之可以成功,一国便不可以实行,不过看我们的努力怎样罢了”[25]

《共》文关于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设想,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一次比较成功的理论尝试。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前夜,公开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劳农专政的观点,不单单是对即将召开的“一大”进行舆论上的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的清算,从思想上提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出现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从理论层面上成为可能。

 

(四)关于中国革命目标的展望

 

五四运动以后,推翻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家与军阀的压迫、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矢志不渝追寻的目标。从实际内容来看,《共》文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将革命目标划分为近期和远期两个层面。

从近期目标来看,中国社会革命的首要任务即是“推翻资本家的国家”,这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迫切回应和思考。他们认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外资本家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劳动人民,因此中国革命当前最紧要的目标就在于推翻这样一个资本家专制的国家,“造成自由合作的社会”。应该说,这一观点基本上是五四以来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目标设定上的一种共识。早在1921初李大钊就已提出,“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因此要“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26]。李达也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向无产阶级磨牙吮血,则采必死之防卫手段,力图扑灭”[27]。当然,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近期目标的迫切选择,除了基于中国危难现实的考量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示范效应。恰如瞿秋白所讲:“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28]。正是为此,《共文高呼,“现在俄国已脱化成了范新的社会革命的祖国,这又可以证明中国是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革命的”[29]

从远期目标来看,中国革命的归宿在于“创造一个世界共产主义的社会”[30]《共》文设想,“在共产主义的制度里面,是没有工银劳动者,没有资本家,没有国家的”[31]。实现了这一目标后,劳动者就可以从“两种困苦”中得到解放。“第一种困苦,就是个人压迫个人,等到我们脱离了资本家的羁軏,废除了私有财产制度,这种困苦就没有了”。第二种困苦“就是自然界的束缚。我们要征服自然界,所以要用最完善的大生产制去制造。要使人人只花最少的时间去制造食料衣服住所等,利用其余的时间,做心智的发达。所以我们主张有精密计画的工业集中的大工场、大田地的生产制,把全世界弄成一个劳动团体”[32]。不难发现,文中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与《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十分贴近,这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深受《共产党宣言》思想影响不无关联。《共》文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远期目标,不仅需要“主义的信仰”,同时还必须有更多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产主义者加入到队伍中来。文章呼吁:“不问你们信的是哪派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我希望你们能够虚心下气的把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以及充满了革命精神的共产主义仔细研究一番。我想马克斯的学说定能给你们一种浓厚的趣味,一定可以引导你做一个很好的共产主义者”[33]

总体而言,《共》文对于革命目标的展望基本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然而遗憾的是,文章没有能够进一步为近期和远期两个层面目标给出明确的时间界限,容易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将二者混淆在一起。尽管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无可回避的认识局限,但结合后来的革命实践来看,这一理论上的缺失确实给中国的革命进程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后果。

 

三、《共》文留下的问题

 

《共》文选择在中共建党前夜表,其本身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文章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系统分析和阐述,为研究建党前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观以及中国革命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线索。虽然作者“田诚”的身份至今仍然存有许多争议[34],但《共》文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成果,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5]。从总体上看,《共》文虽然基本依循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主要原则和观点,如阶级斗争、组织工农联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时也结合对中国客观实际的具体分析,勇敢突破了过去长期将中国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首次明确提出“公共半殖民地”的概念,并按照对中国国情的这一新论断,初步阐释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依靠力量、领导者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关于革命步骤和目标的设想。这表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就自觉地将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构成了对中国革命特殊道路探索的最初努力,或许可以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源头。尽管《共》文这些阐述跟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相比尤显稚嫩,但显然已经开始脱离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泥潭,显示出新认识的萌芽。

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36],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认识的难度和复杂性。《共虽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思考中国问题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囿于认识程度和历史发展的局限,仍然留下一些未尽的问题值得反思。

其一,相较之前而言,《共》文尽管对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贴近实际的表述,然而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仍然具有不彻底性。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在建党前夕改变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固然与他们对中国实际情况变化的考察有关,但当时更多地还是受到俄国经验特别是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影响。一方面,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不久,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适逢传入中国并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知晓[37],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亦于建党前夕来华协助中共建党,同时传达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而从《共》文关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分析来看,则很明显具有共产国际二大《决议》的痕迹,“半殖民地”一词也很可能是直接取自《决议》的原话。应该说,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在俄国方面的催动下发生的,他们自己还没有也不可能来得及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正因为此,《共》文虽然提出了“公共半殖民地”的概念,却没有对其做更深入的科学论证,以至于中共一大才刚一结束,就又提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展的状态是没有区别的”[38]这种不合中国实际的结论。

其二,从《共》文的内容来看,其战略选择仍然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国前夕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时曾讲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39]。然而对于这种“社会条件”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共产党人在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解。从《共》文不难看出,建党前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沿袭了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范式,并且由于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以及俄国革命模式一方面没有能够将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明确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错误地把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提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这种认识在“一大”上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当然也必须提出,对于照搬“欧洲范式”和“俄国模式”的局限,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去作理性的分析和思考。究其原因,“中国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对尽早在本国进行一场类似于俄国的革命的急切愿望,使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试验缺乏批判性的认识,因而全盘接受了它”[40]。这也是为什么陈独秀在“一大”结束后不久便高呼“俄国才是真马格斯主义”的原因所在。

其三,《共》文始终将中国革命的领导集体放在“第三国际”分支或下属的位置上,这预示了“一大”后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发展上面临的独立性难题。十月革命以后,俄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致力于帮助各国共产主义者在本国开展革命。应该说,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最终成立,都离不开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然而,这种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和中国革命自身发展的独立性,造成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带有十分明显的“以俄解马”的印记。《共》文反复强调,“俄国同志正在那里完成那热烈的革命事业,建设了一个世界革命的国际中心”,因此中国共产主义者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一份子”,“要赶紧的跟着他们往前走去”[41]。尽管“一大”前后陈独秀等人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可能带来的隐忧,认为中国革命有自己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但迫于经费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二大”上中共还是决议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长期接受其直接领导,这虽然刚好切合了当时中国社会革命的需要,却也严重影响了之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

《共》文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看法,较之前的思考有所前进,当时难以避免的认识局限,留下许多有待进一步厘清和解决的问题这一特征具有相当的典型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的结合,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探索中一步步前行的。对这一探索过程具体环节深入研究,逐渐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历史全貌和内在规律,获得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 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若干启示》,《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页。

[3] 《孙中山选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79页。

[4]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78-81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6] 新青年社编辑部:《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青年社,1922年,第207页。

[7] 田诚:《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转引自李继华,冯铁金等:《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25页。

[8] 田诚:《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转引自李继华,冯铁金等:《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25页。

[9] 同上,第28页。

[10] 同上,第25页。

[11] 田诚:《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转引自李继华,冯铁金等:《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25页。

[12] 同上,第28页。

[13] 同上,第24页。

[14] 同上,第26页。

[15] 田诚:《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转引自李继华,冯铁金等:《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28页。

[16] 同上,第31页。

[17] 同上,第27页。

[18] 同上,第27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1472页。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47页。

[21] 田诚:《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转引自李继华,冯铁金等:《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27-28页。

[22] 同上,第28页。

[23] 同上,第27页。

[24] 同上,第28页。

[25] 同上,第29页。

[26] 《李大钊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27] 新青年社编辑部:《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青年社,1922年,第215页。

[28]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48页。

[29] 田诚:《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转引自李继华,冯铁金等:《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29页。

[30] 同上,第28页。

[31] 同上,第30页。

[32] 田诚:《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转引自李继华,冯铁金等:《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30页。

[33] 同上,第31页。

[34] 目前学界关于“田诚”的真实身份,主要有三种看法。一说为李大钊,一说为陈独秀,一说为陈潭秋。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36]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2页。

[37] 方宁:《马林对中共一大纲领的影响辨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第6期。

[38]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 年,第263 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5页。

[40] 欧阳哲生:《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04页。

[41] 田诚:《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转引自李继华,冯铁金等:《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31页。

 

作者简介:马先睿,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黄伟力,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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