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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喜: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1讲话的思考
2017-03-16 07:36:0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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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1]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1讲话的思考

 

(作者:陈锡喜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9期)

 

内容摘要:习近平7.1讲话和5.17讲话,都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两个范畴并提。前者的外延,不只是后者在21世纪的延伸,而是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扩大;其内涵,不只是后者在世界范围的拓展,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提升。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现实基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世界的新表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的形成;实践需要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更有深度的马克思主义辩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新的理论供给,对当代世界诸多矛盾的挑战提供合乎时代特点的批判性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所承担的责任是:真学真懂真信、站稳人民立场、坚持问题导向、拓展国际视野。

关键词: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新境界  7.1讲话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以下简称“7.1讲话”,以下引文如无注释,均引自这一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核心命题第一项要求,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这项要求又落脚在“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的命题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出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但较多地是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交替使用。而7.1讲话同今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5.17讲话)一样,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两个基本范畴并列。由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范畴的联系和区别何在?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中的责任又何在?

  

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外延和内涵

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认识前提,是确认“21世纪马克思主义”范畴得以形成的价值。由于这一范畴刚提出不久,现在就给它下完整准确的定义,难度较大,它需要在今后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中,逐步厘清其内涵和外延。由于这一范畴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因而一方面,它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认识其价值,今天也可以先从它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的双重关系中作初步思考。

第一,就“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外延看,它不应该只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延伸,而应该在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两个方面有所扩大。

先看研究对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主要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之所以说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因为这一探索研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所以说它是“当代”的,是因为它立足于“和平与发展”而非“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致力于通过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进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以说它是“中国”的,是因为它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非“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或“阶级斗争始终是主要矛盾”的实际,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而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时代化”方面,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要从“中国化”拓展到“世界化”,以深化对“时代化”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本来是立足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的特殊性的批判,而提炼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普遍性的,因而,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说,它不仅需要回答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在当今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何以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它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何在?它在西方社会如何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总而言之,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彰显马克思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当代价值,以增强在当代世界的话语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能只是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去争取世界话语权。

再看研究主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政治家和理论界互动的产物,但其主要创立者,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导核心人物,即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尽管理论界为其这些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学术话语和学理支撑,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命题和核心范畴,是由开辟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核心奠定的,政治权力毕竟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而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将继续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但理论界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显然要大大增强。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而需要理论界更深入的研究和阐释,更是因为它要批判当代世界的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而需要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同时也得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这一广阔的“中间地带”,同时,既然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否认有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气度去加强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乃至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沟通和交流。

第二,就“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看,它不应该只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拓展,而应该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提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中国实践来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那么,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它需要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升华为对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怎样实现这样的规律的认识。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先验的、由自然宇宙演化所决定的线性的社会规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2]而由于实践条件的制约,因而不仅在社会领域中不存在所谓“永恒的历史规律”,甚至“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3]“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4]既然如此,那么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说,它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在21世纪的特殊规律,即在整个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战略关系之间张力何在?其中包括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推进这样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何确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战略关系、以及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以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问题,等等。 

 

二、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

习近平在7.1讲话中指出:“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这奠定了“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根据。

第一,今天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已有现实基础。

首先,这一现实基础体现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尽管20世纪末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遇到很大挫折,但苏东剧变只是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出现的特殊模式的优越性的耗尽,而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弊端的超越,又是对斯大林模式中所蕴含的教条主义和乌托邦式幻想的突破,从而开创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这条新路证明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所总结的经验教训是至理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同时,这条新路在国际范围内“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6]即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复苏注入新活力,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新启示。正因为如此,习近平评价道:“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7]我们现在已经具备条件把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加以提升,把在中国条件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升华为在世界范围内和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怎样建设国家公正合理的社会的探索,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其次,这一现实基础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世界的新表现。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借新科技革命的机遇调整了生产关系,而使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变化发展而避免其走向灭亡,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它是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激发出各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如在经济上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危机如金融危机,政治上民主的所谓程序正义没能掩盖实质的不正义,选举制度被金钱和利益集团绑架表现的淋漓尽致,文化上价值观的陷入混乱,社会上阶层撕裂程度加深导致多种利益冲突的表面化,国际上为转嫁国内矛盾而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却在中东北非等地区遭到明显水土不服,等等。就连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也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8]我们现在已经具备条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新表现加以深入研究,更客观地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存在价值,以深化对当代世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再次,这一现实基础体现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之所以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20世纪末以来,尽管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增多,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当代发展与后代持续发展的代际矛盾,成为关系人类命运的突出问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依然是21世纪的世界潮流。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经济关系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战争技术条件的变化,使和平发展成为关系全人类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客观上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中滋生出“命运共同体”意识。我们现在也已具备条件,把世界各国各民族所走的各种道路、制度和人民的命运,放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下进行研究,以从对世界潮流的认识中,提炼出当代世界发展的规律。

第二,今天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更有实践需要。

习近平在7.1讲话中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尽管对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前景作了原则性预测,但他们毕竟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别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他们经历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但毕竟没有经历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他们经历了欧洲资本主义向世界的扩张,但毕竟没有经历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演进;他们经历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辉煌及其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暴露,但毕竟没有经历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交流交融交锋的复杂性;他们经历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及其人类对于自然界改造的巨大成就,但毕竟没有经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所带来的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乃至人同自然关系那么大的影响,等等。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就是要应对这些实践需要,而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实现它的时代化。

首先,这一实践需要体现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更有深度的马克思主义辩护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它做了许多“老祖宗”没有做过的事,说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为这些新事新话所涉及的元理论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辩护,以既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在经济领域它须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9],但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却包含多种所有制经济?他们强调未来社会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强调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是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如何看待资本的作用以及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在政治领域它须回答,如何既划清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又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同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关系?在文化领域它须回答,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一元化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明是什么关系?在社会领域它须回答,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两类矛盾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根据何在?在生态领域它须回答,生态文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等等。 

其次,这一实践需要体现在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新的理论供给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当下却遇到了诸多结构性问题,正如习近平在5.17讲话中概括的五大问题: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面对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等等,都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必答题,以保证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提供精神动力。而对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回答,需要把视野从中国拓展到世界。

再次,这一实践需要体现在对当代世界诸多矛盾的挑战提供合乎时代特征的批判性解释上。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面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出现新变化的挑战,又面临各种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全人类问题的挑战。回应这些挑战,它需要进一步论证:在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和国际资本强势流动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国内和国际领域的表现是什么?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在世界影响扩张的极限在哪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格局的瓦解,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意味着什么?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国家搞社会主义,该如何既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又避免其弊端从而超资本主义?人类社会的文化乃至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趋于多样性还是“趋同”?社会主义国家该如何主动拥抱社会信息化使之更有效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如何使科技的发展更好地造福于人类而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国家利益乃至全人类利益的统一?如何遵循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主体选择性的统一,在马克思恩格斯宣称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0]“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间形成必要的张力?等等。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责任

根据上述实践需要来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无疑承担最重要的责任,它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站稳人民立场、坚持问题导向、拓展国际视野。

第一,真学真懂真信。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11]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如此,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就更是如此。

真懂真信的前提,是真学。习近平批评了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认为有人没读几本经典著作,就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是一种有悖于科学精神的不负责任态度;他还指出我国一些研究与西方学者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所下功夫的差距,强调要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长期以来,在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着诸多争论,都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欠缺有关。许多被视为“常识性”或被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长期引用的论断,其实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得出的结论,有的甚至是被他们所批判或超越或否定的观点。因此,在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时,有必要系统全面地梳理,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什么是他们没有说过的,什么是他们所反对的。这样做,不是要简单地回到马克思,而是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开辟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真懂真信,体现在科学态度上,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实用主义。所谓教条主义,就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所谓实用主义,就是“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12]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就更谈不上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了。

第二,站稳人民立场。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13]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不是“价值中立”的,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从如何提出问题,到如何评价和分析问题,最后到如何解决问题,都会打下社会烙印,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一定的群体利益和相应的价值观的驱使。

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矛盾暴露时期,为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工人运动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而诞生的,它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但其价值取向又是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同人类的解放统一起来,即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知识分子,之所以能站到“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立场上,而与空想社会主义的“解放无产阶级”区别开来,思想原因在于他们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而确立了“实践”的理论立场。以这一理论立场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使他们看到了社会化大生产以及蕴涵在其中的无产阶级的力量,看到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趋向,从而得出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相统一的政治结论。

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而不能因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而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只是以跻身“网红”的心态操弄和炒作社会议题。具体地说,就是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并概括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始终用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作为衡量研究结果的最高价值标准,其中包括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

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4]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并不在于去构建一个解释整个世界的体系,而是立足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使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超越了欧洲传统的所有形而上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具体性”的而非“抽象”的理论。而正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既能适合中国、又必须中国化的内在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根源,就在于搞清了中国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问题,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际结合了起来。

坚持问题导向,就要立足于我国发展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是相互联系的,但研究不等于是宣传,它不仅要为理论和政策做注释,还要为宣传提供学理根据,更要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方面的决策咨询。凡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智库,不能只是一般研究中心的翻版,要真正发挥智库作用,必须直面问题、揭示问题、评价问题、分析问题,以为解决问题提供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

坚持问题导向,就要直面矛盾,因为问题是存在于矛盾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要直面的矛盾,潜伏在三个层面:一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二是对同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矛盾;三是对同一问题不同理论之间的矛盾。要直面矛盾,就要避免把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阐释搞抽象化或形式主义化的“无病呻吟”。其典型表现,就是搞数字游戏或文字游戏。如缺乏科学说理、牵强附会拼凑XX个重大理论创新XX个新观点”“XX个新论断XX个新提法,不一而足;如不经论证、喜好构建“核心是什么”、“灵魂是什么”、“精髓是什么”、“根本是什么”、“基础是什么”、“关键是什么”的空泛体系”;如把通俗易懂概念复杂化、把源于实践和问题的重大战略思维观念的形成解说成是概念演绎的结果;如不顾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逻辑,更枉顾历史事实,随意使用“第一次提出”、“历史性质变”、“又一次新飞跃”、“又一个新阶段”、“又一个里程碑”等评价;如不顾形式逻辑,关键判断出现自相矛盾;等等。上述现象,严重伤害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第四,拓展国际视野。

习近平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15]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在于它蕴涵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其特殊针对性在于,它回击了国际国内存在的一股把西方价值观和道路理论制度当作“普世价值”和“唯一准则”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其普遍性意义在于,我们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唯一科学的真理”,更不能把社会形态线性更替的机械论当作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而强加到世界各国头上,而应该尊重其他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吸收了欧洲思想文化的成果而创立的,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20世纪以来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都是为缓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修补制度弊端而开的药方,它们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发展。因此,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亦需要深入研究这些社会思潮,批判吸收这些思潮在回应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中的合理思想。

 

  参考文献: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研究”(15AKS003)、教育部专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战略思维中蕴涵的世界观方法论”(16JFZX002)的阶段性成果。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4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7]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8]参见:《高擎真理的火把——记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光明日报》2011年12月2日。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1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 5月18日电。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 5月18日电。

    [1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 5月18日电。

    [1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 5月18日电。

    [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 5月18日电。

 

作者简介: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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