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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金:论货币的社会权力——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当代考察
2017-01-04 02:59:5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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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货币的社会权力

           ——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当代考察

 

作者:鲍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3期

 

 

    [摘要]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中,给金钱划定了一个不能逾越公共领域的道德限度,然而金钱从来不把道德的限度当作界限来看待,这就要求我们对金钱越界的现象展开现实的社会权力分析,这首先需要将“金钱不能买什么”的问题转换为“金钱为什么能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的问题。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视域来看,货币成为交换媒介表明了金钱能够买到东西,进而货币成为商品生产的唯一目的,意味着金钱蕴含了买不应当买的东西的可能性条件,直至货币成为人们社会联系的主要中介,由此金钱才能现实地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把握马克思关于货币的社会权力思想是理解马克思科学批判的一个重要视角,亦可从中汲取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和公共生活建构所需要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货币 社会权力 交换 社会联系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本论》哲学的新解读”(项目编号:14FZX015)的阶段性成果。

 

 

哈佛大学知名教授桑德尔因其网络公开课《公正》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成名,甚至被誉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教师,其对当代社会的公正、道德状况的关注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生。作为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桑德尔教授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中发起了一场我们这个时代不该缺失的重大辩论:我们想要一个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社会?市场在公共生活和个人伦理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怎样决定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出售,什么东西应由非市场的价值规范掌握?哪里是金钱法则行不通的地方?客观而言,这些问题确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的道德问题。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建设,已经积聚起巨大的经济实力,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却缺乏一种与巨大物质力量相匹配、并且掌控和导向物质力量的道德力量,像近年来发生的“三氯氰胺奶粉”、“地沟油”、“挟尸要价”等事件,已经表明中国日益面临着一种市场价值观侵蚀非市场领域的危险,就此而言,《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所讨论的话题正切合当今中国表现出来的道德问题。

然而笔者通读全书之后发现,道德敏感意识极强的桑德尔讨论了大量的非市场规范被市场价值排挤出局的案例,却对这些事实为什么会发生始终不置一词,换言之,桑德尔只是停留于“金钱不能买什么”的“应当如何”层面,却悬搁了“金钱能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的“为什么”层面,而一旦缺失了后一层面,那么无论是多么鞭辟入里的道德分析,都将缺少撼动经济事实的最锋利的尖刃。实际上,桑德尔的著作一再重复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批评过的那种以激情道德批判替代经济现实分析的做法,这种做法能够让人们沉浸在道义批评的道德优势感氛围中,但是在科学上却不能促使人们对于金钱和道德、市场价值和非市场领域的关系的认识走向深入。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1]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需要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视域出发,对“金钱为什么能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的社会机制,即货币的社会权力进行科学分析,以便这场重大辩论能够切中当代经济现实的核心。

一、问题的转换:货币社会权力分析的引入

桑德尔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中提出了大量启发人思考的问题,例如:“为了决定金钱应当以及不应当买什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什么样的价值观应当主导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2] “市场应当在公共生活和私人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3]“‘金钱律令’(money’s writ)不应当在哪些领域有效?”[4] 撇开这些问题的具体内容,我们发现上述问题无一例外地着眼于应然层面的道德规范,体现出强烈的道德劝诫色彩。试举一例,该书的标题“金钱不能买什么”便是在应然的道德规范意义上进行言说的。在实然层面,金钱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流通手段,“能够买东西”是金钱成其为金钱的必要条件,也是金钱的题中之义,然而在应然层面,即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有很多东西是金钱不应当去买、也不应当买到的,比如插队权利、国家的碳排放权、人的生命、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等,因此“金钱不能买什么”是指从道德角度来看的金钱不应当买什么,而不是泛化意义上的金钱不应当买什么。实际上,也只有从道德角度来看,金钱才能谈得上不应当买什么,而如果从非道德的或者与道德无关的角度来看,金钱已经在买、也正在买到从道德角度不应当买的东西。毫无疑问,桑德尔清楚地看到了金钱买到了从道德角度不应当买的东西这一现实,所以他才会发出道德意义上的“金钱不能买什么”的质疑。

不过,桑德尔的道德质疑终究是抽象的,从而也就无法切中现实问题的核心,哪怕桑德尔的道德质疑曾引发了热烈讨论。纯粹的道德规范争论,其基本游戏规则就是借助于人为的学科分类(如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把深嵌在现实世界中的道德问题单独拿出来进行讨论,由此形成了所谓独立的伦理学研究。实际上,这样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作为世界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从来就不存在与其他问题相脱离的、独立的道德问题。所以,要深入认识金钱的道德限度问题,首要的任务不是在应然层面上给金钱划定一个不能逾越的界限——这样的界限即使划定出来,对于金钱来说也是完全无效的,因为金钱从来都不把道德的限度当作界限来看待——而是在实然层面去分析金钱为什么能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这一经济现实暴露出来的问题。毫无疑问,这种分析必然会导向对金钱进行社会权力分析的路径。

所谓金钱的社会权力分析,是指要阐释金钱如何从商品交换(经济领域)的流通手段上升为社会关系(社会领域)中具有扩张性、弥散性的侵蚀力量。与应然层面的道德讨论相比,这种分析摒弃了先验的道德标尺和抽象的伦理观念,而是径直从经济现实问题的实际表现出发,依循历史的事实和客观的逻辑呈现出金钱是怎样从商品交换之产物蜕变为社会关系之颠倒者的过程,从而对金钱之社会权力的起源、发生路径和实现途径做出深入解读。依据这样一种思路,本文将桑德尔教授的“金钱不能买什么”问题转换为“金钱为什么能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这一中心问题。为了全面、深入地阐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它分解为以下三个具有逻辑递进关系的问题加以展开和探讨:

第一个问题:金钱为什么能买到东西?这个问题的展开形态是:金钱为什么能买到从道德角度来看允许买和可以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诸如大米、衣服、手机等不会产生道德质疑的普通商品。之所以要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金钱能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恰恰是以金钱能买到东西为前提的,前者的实现内在地包含着后者的先行实现,而且从历史发生学来看,金钱能买到东西这一点为后来出现的金钱能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这一现象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二个问题:金钱为什么会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这个问题的展开形态是:金钱为什么有可能去买从道德角度来看它不应当买的东西?这些东西即是桑德尔提到的插队权利、公共安全等不应当成为商品却最终成为商品的东西。不过,这个问题的关键倒不是“不应当买的东西”,而是为什么“会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会买”意味着金钱自身蕴含着买不应当买的东西的可能性条件,即蕴含着“越界的冲动”的可能性和实现条件,这就促使金钱能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这一点的最终实现。

第三个问题:金钱为什么能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这个问题的展开形态是:金钱为什么能够现实地买到从道德角度来看它不应当买的东西?如果说前两个问题点明了金钱越界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便点明了金钱越界的现实性,即金钱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不再是一种假设,也不是道德担忧,而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现实。对待这一现实,单纯的道德质疑是不发挥任何效力的,只有深入到现实问题的发生机制中去考察和研究,才能破解现实的谜团。

为便于展开对货币的社会权力的分析,我们还需要对金钱、货币等概念略作讨论。很容易看出,我们是对“货币”的社会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对“金钱”的社会权力进行分析,原因在于:能够发挥出社会权力效应的只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纸币只不过是货币的象征符号,而金钱又是纸币的通俗说法,当金钱表现出它的种种能力之时,实际上它表征着货币的神通广大,因此社会权力的真正主体是货币,而非金钱。不过鉴于桑德尔频繁使用了“金钱”概念,为了与桑德尔问题展开一种具有共同参照系的对比,我们仍然保留了“金钱”这一概念,但是当讨论涉及到问题的实质时,我们又需要回到“货币”的概念上。毕竟,合适的概念是科学地表述观点的基本前提。

二、货币作为交换的普遍媒介:金钱为什么能买到东西?

金钱能买到东西这一点默认了两点事实:事实1.“金钱”和“东西”之间所处的历史情境是商品经济,而不再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特征是产品的自给自足,即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这种历史情境不可能生发出“买东西”的行为,更谈不上用“金钱”买东西。只有当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所取代,自给自足的行为经过直接的物物交换过渡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金钱能买到东西这一点才真正成为普遍情况。质言之,商品经济是金钱能买到东西的历史性前提,金钱能买到东西是商品经济的表现和结果。事实2.商品经济中的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金钱能买到东西表明“金钱”和“东西”互相把对方看做是商品,从而双方的交换才能达成,然而人们从来不问“大米(衣服、手机)为什么能买到东西”,而只是去问“金钱为什么能买到东西”,这一问题将买到东西的主体界定为金钱,这无疑暗示出货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特殊地位,这一地位就其表现来说就是货币成为商品交换的普遍媒介——任何商品交换者都必须使用货币来交换对方手中的商品,同时对方将自己手中的商品交换出去也只能换回货币,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货币已经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即货币已经固定地充当了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由此,在实际发生的商品交换的无数现象形态上,金钱才能够买到诸如大米、衣服、手机等众多东西。不难看出,要解释“金钱为什么能买到东西”,实质上就是要解释货币为什么能够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这就引出了马克思对货币之社会权力的起源的考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5]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经历了从低到高的四个阶段:A.简单的价值形式B.扩大的价值形式C.一般价值形式D.货币形式。下面我们按照马克思的论述逻辑来简要地阐明商品价值关系如何最终定位于货币形式,从而揭示出货币之社会权力的起源。在简单的价值形式中,马克思以20码麻布=1件上衣的例子来代表这种价值形式,在这个等式中,麻布和上衣所处的地位不同,发挥的作用也不同。等式左边的麻布通过与上衣的交换,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出来,起着主动的作用,所以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地位,等式右边的上衣在交换中只是用其本身的使用价值充当了麻布的价值的物质载体,即用来衡量和表现麻布的价值,在价值表现中起着被动的作用,所以处于等价形式的地位。“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6] 麻布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一面,上衣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和抽象劳动一面,而正是因为商品的内在矛盾获得了外在表现,所以麻布和上衣之间的交换才能够顺利进行。在这里,商品交换已经在质上突破了产品自给自足带给人们社会关系的孤立性框架,因为只要涉及到交换,便必然引起交换的尺度问题,引起劳动的质的等同和量的比较的问题,这无疑就是货币这种高级价值形式在交换关系中的原始萌芽。

随着商品的偶然交换转化为经常的交换,简单的价值形式就发展成为扩大的价值形式。例如,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40磅咖啡,或=1夸特小麦,或=2盎司金,或=2(1)吨铁,或=其他。这个等式的右边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不再是一种,而是许多种,即“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7] 但是问题又在于每次发挥等价作用的对象,只能是麻布这一种商品,这对已经适应于商品交换、并依靠商品交换来维持生活的人们造成了极大不便。因为处于等价形式上的每一种商品都只是特殊的等价形式,一个等价形式的商品与另一个等价形式的商品无法直接交换,即“每一个都排斥另一个”。[8] 从这种意义上看,从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价值形式,商品交换虽然有了极大的扩展和延伸,但这些进步仅仅是规模和数量意义上的,并没有形成质的飞跃,即交换仍然是以丰富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而不是以某种统一的形态表现出来。

马克思说:“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9] 扩大的价值形式当中已经蕴含着克服这种价值形式的手段和途径,人们为了克服物物直接交换的不便,开始习惯于把自己的商品先和麻布进行交换,然后再拿麻布去交换自己所实际需要的商品,这就是一般价值形式。这种价值形式与扩大的价值形式相比,似乎只是形式上的颠倒,然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此时商品交换已经不再是物物直接交换,而是通过一般等价物的间接交换,只有将自己的商品交换成为一般等价物,自己的具体劳动才会获得社会承认,亦即成为抽象劳动。此时麻布的“物体形式是当做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一般的社会的蛹化。同时,织,这种生产麻布的私人劳动,也就处于一般社会形式,处于与其他一切劳动等同的形式。”[10] 麻布表现为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意味着在与麻布相交换的所有商品构成的社会世界中,麻布已经获得了公认的权威和充分的社会效力,其他商品蕴含的具体劳动要获得社会承认,就必须与麻布相交换,而不是与另外的商品相交换。不过,马克思紧接着指出:“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本身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11]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众多商品充当过一般等价物,如贝壳、农具、布帛、牛羊、烟草、木材、衣物等,不过由于这些商品的运输困难、不便储藏、不易分割、数量有限等自然缺陷,导致它们作为一般价值形式的逐渐没落,最终都被金属货币取代,这就是货币形式。此时货币独占了商品的价值表现地位,具有了作为一般等价物所具有的普遍的可直接交换性质,显示了对其他一切商品的支配权,即获得了价值形式的“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12] 而当货币充当固定的一般价值形式之后,货币就成为商品交换的普遍媒介,即货币从所有商品中分离出来变成了与其他商品相对立的一种支配性力量,这种支配性力量的表现就是金钱能够买到东西和非金钱的东西不再能够买到东西。

三、货币作为生产的唯一目的:金钱为什么会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

刚才已经指出,“金钱能够买到东西”这一事实表明:不是大米、衣服和手机,而是金钱才能买到东西,这意味着货币的置换其他东西的经济权力具有一种排他性、独占性,而这一点也就催生出货币的贮藏手段的职能,即金钱开始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财富的象征。作为财富的象征,金钱对人们发挥出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因为商品经济的典型形态便是它是为追求交换价值而生产,而不是为追求使用价值而生产,所以当货币排他性地独占了商品交换之媒介的时候,货币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交换价值的固定充当物,于是商品经济的为交换价值而生产,就表现为货币而生产,即货币成为商品生产的唯一目的。这样,货币集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唯一目的和社会意义上的财富象征于一身,不仅对商品经济中的当事人发挥出社会效力,而且对非商品经济中——这一点表现为桑德尔指出的公共领域——的当事人发挥出社会效力。换句话说,从道德角度来看金钱不应当买的东西(如插队权利、公共安全等)本来不是商品交换的对象,非商品经济中的当事人也不去买这些东西,但是由于不仅商品经济的当事人追求财富,而且非商品经济中的当事人也追求财富,因此金钱作为财富象征就被所有人所追求,这在客观上奠定了金钱去买那些不应当买的东西的可能性和条件。为了更详尽地阐明上述事实的发生机制,我们需要从历史性的视野出发做出解释。

在自然事实上,满足人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是任何生产得以展开的基础和最后的目的,人们的劳动生产创造出使用价值就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这一点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时代,保持着简单明了、清楚易辨的形态,此时的生产目的就是使用价值,就是以人为目的。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消费之外还剩余了一些产品,即剩余产品,而且人们会相互交换各自的剩余产品,以便调剂余缺。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人们相互交换各自剩余产品的情况变得日益普遍和平常,以至于交换的目的越来越脱离使用价值的追求,而转变为财富本身的积累,此时生产的目的也开始发生变化,即以消费为目的转变为以交换为目的,这一变化的实质是生产从以人为目的转变为以物为目的,它意味着生产出来的物脱离了为人服务的人化性质,开始逐渐转变为独立于人、甚至不受人控制和支配的抽象财富了。财富一开始表现为消费资料,后来表现为享受资料和奢侈品,再往后径直地表现为货币这唯一的一种形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上述颠倒表现出完全典型的形态:它发动生产的目的不是创造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追求货币本身的量的增大,为货币而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伴随着这一过程,使用价值被迫屈从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取得对生产的统治地位。而货币作为一种可以置换出任何具体财富的抽象财富,即财富象征,向所有人都显示出磁石般的吸引力和社会效力,因此非商品经济中的当事人为了获得财富,也会倾向于以买卖关系来对待那些不应当买的东西,这一点的表现便是:金钱蕴含着买不应当买的东西的可能性条件,蕴含着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越界的冲动。

         四、货币作为社会联系的主要中介:金钱为什么能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即使金钱蕴含着买不应当买的东西的可能性条件,并不意味着金钱最终买到了它不应当买的东西,因为金钱买那些东西的时候,受到了来自法律、道德、文化、宗教、历史和社会等多层面的限制和约束,从而使得金钱向社会公共领域的越界并不是所向披靡。但是,正像桑德尔指出的那样,今天的社会向人们显示出从市场经济向市场社会全面迈进的态势,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的物品和公共性的事物都可以被拿来进行交易,这意味着金钱能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这一点已经成为现实。面对这一现实,“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么这首先同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个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情感相矛盾。”[13] 与道德情感相矛盾丝毫不会改变这一现实的社会效力,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是秉持应然尺度的道德批判,而是深入分析这一现实的发生机制,展示其得以可能的历史途径,从而揭示金钱向社会公共领域越界的真实面目。

在传统社会,即在市场价值向社会公共领域实现渗透之前的社会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突出的人身色彩,还更多地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相应地,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才能生存下去,这种“人的依赖关系”表现出来就是梅因的身份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和滕尼斯的共同体,由此表明此时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还是以传统、身份、人情、道德等非金钱因素为基础,彼此不以物(金钱)的形式发生关系。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资本主义生产阶段,人身的、具体的关系越来越被普遍的、抽象的关系所取代,“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14] 在现代社会,即商品交换原则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已经不存在身份上的附属和人格上的依附,也不存在肉体上的强迫和等级上的限制,因此人们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商品交换已经成为经济结构的普遍形式和广泛基础,即“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15] 此时,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彻底取代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物,人们普遍地崇拜物而不自觉,由此社会关系在物的形式上固定下来。人们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这是以非人的形式、物的形式获得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6] 由于货币享有的财富象征的独特地位,人对物的依赖性表现为人对货币这一抽象财富的无止境追逐,由此货币所内含的交换关系日益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成为人们发生社会接触的内在条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17] 当人们的社会联系表现在且仅仅表现在交换价值上之时,货币也就成为人们发生社会关系的主要中介,货币能够买到它不应当买的东西这一点也就不存在任何现实的障碍了。

对于货币消灭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向公共领域的越界这一现象,马克思这样描述道:“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18] 货币的抽象性夷平了人的内在世界的丰富性,货币的普遍性凌驾于任何个性的特殊性,这是一种物对人的“抽象统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9] 与认识论层面的抽象不同,现实生活层面的抽象是指人与人之间物质的、客观的关系。相对于传统社会戴着人的面具的统治者,现在的统治者已经面目不清了,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对任何个人都是平等的,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20] 这种规定尤其适用于交换价值。既然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么是不是统治现象就消失了呢?肯定不是,没有特定的统治者只是意味着统治关系变得抽象化、普遍化了,“这些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它们只是使这些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21] 交换价值在破除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之后,又同时建立起了人们相互间以货币为中介的全面依赖,建立起了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在这种意义上,货币造就的社会关系对个人来说仍然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它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22] 这就是说,对个人的自由生活而言,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抽象统治人的现象仍然是一个消极的、需要在道德尺度上被否定和批判的事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桑德尔所热衷讨论的道德问题才能被置于坚实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金钱的道德尺度问题才能在“经济科学”的基地上被合理地提出。

五、简短的结语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的缺陷在于把道德问题当成是金钱越界问题的核心,从而以道德批判取代了科学批判。这样一种道德批判的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以批判异化劳动的方式强烈地体现过。然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后,纯粹的道德批判就不再是研究的主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它已经让位于科学的、历史的批判了,这就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即道德批判不仅应当与科学批判相联系,而且应当以科学批判为出发点和基础。在马克思看来,道德批判固然可以表达人们的道德意向,但如果不以历史的事实和客观的逻辑为依据,不研究现实的运动和规律,那么道德批判的任何激情阐述都会变得没有意义,也发挥不出对于现实问题的指导作用,所以马克思才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醒人们,共产主义不向人们提出道德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现实问题时,应当把道德上的目标落实到现实问题的科学批判基础之上,通过科学批判引申出道德批判的结论。

对我们而言,之所以从马克思货币理论视域考察金钱越界的根源和过程,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结论能够切中现实问题的本质:金钱越界是货币的社会权力的体现。在当代中国社会,市场原则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渗透正在成为日益明显的事实,金钱越界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正视的普遍危险。就此而言,对金钱的社会权力及其内在机制的分析,将会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建构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同时,金钱的社会权力及其与公共生活的紧密联系启发我们去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金钱向社会公共领域渗透的历史能量有多大?在金钱越界的背后,资本逻辑又发挥着怎样的驱动作用?到哪里寻找从根本上克服金钱越界的可能性和途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当代学者加以深入研究的。

 

注: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页。

[2] [美] 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邓正来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VII页。

[3] [美] 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邓正来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IX页。

[4] [美] 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邓正来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IX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2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2—63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9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0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0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页。

 

(作者简介:鲍金,男,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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