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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睿,黄伟力:1919年日本报纸对华态度之转变——以《大阪朝日新闻》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2017-03-17 12:12:5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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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日本报纸对华态度之转变

——以《大阪朝日新闻》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马先睿,黄伟力 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

 

      要:1919年,以《大阪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日本报纸对中国国内的社会动态进行了密集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其对华态度经历了比较明显的转变过程:从一开始积极倡导“日中亲善”,到巴黎和会后对中国强硬批评;从五四运动期间感到愤怒和失望,再到五四后期对中日关系表达深切担忧。日本报纸的这种态度变迁,与日本政府在不同阶段的对华政策与外交形势密切相关。在政府的严密管控下,日本报纸一方面通过倾向性报道配合本国的外交方针,同时亦反过来试图影响政府的对华立场。有关这一历史事实的解读和分析,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中日关系以及改进对外宣传方式仍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报纸;对华态度;五四运动时期;《朝日新闻》;中日关系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巴黎和会的召开与五四运动的爆发,使1919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改写了中国战后的世界地位,同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拉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大幕。对于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世界各国在当时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在它们当中,身为中国近邻的日本表现尤为抢眼。自巴黎和会肇始,日本不仅加派大量人员进驻中国,日本媒体更透过各种渠道及时将中国的第一手消息传回日本。事实上,作为政府在宣传阵线上的重要侧翼,日本报纸在1919年这个关键转角,扮演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角色。

由于“记者俱乐部制度”[1]的严密管控,当时日本各家主流媒体,如《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国民新闻》《时事新报》等,在涉华事件的相关报道方面,其内容选择、报道口径几近一致。其中,销量最大的《大阪朝日新闻》还曾得到日本政府的大笔资助,并被要求在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上“给予政府必要的支持”。在风云变幻的1919年,《大阪朝日新闻》围绕中国社会动态所发表的一系列报道和言论,平均每月就达26.5篇之多。而在五四运动发生后的5至7月,每月更高达两百余篇(图1)。联系1918年“白虹贯日事件”[2]后日本媒体与政府之间密切的联动关系,五四期间《大阪朝日新闻》的涉华报道情况,不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当时日本报界的整体态度和立场,同时对于解读其背后的政治动因具有鲜明的指标意义。

我国学界在五四时期中日关系的课题方面已进行了许多深入且细致的挖掘,特别是在中日外交的相关问题上,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囿于研究材料等因素限制,学者们的关注焦点更多集中在剖析历史事件本身上,对于同时期相关媒体的侧面研究则失之阙如。[3][4]譬如在探讨五四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时,常常忽视日本媒体在日本政府立场与决策改变过程中的影响,而这恰好又是相关课题研究中亟待说清却始终没有彻底弄明白的地方。那么,五四期间的日本报纸究竟对中国社会做何种解读?其态度是否发生过变化?变化原因为何?它与中日外交以及日本政局的变化又有何互动联系?本文即在详细梳理1919年《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做一详细考察。冀望通过分析这段史实,总结其中的历史规律并汲取有益成分,为我们今天理性看待中日关系以及有效改进对外宣传方式提供历史借鉴。

   

1 《大阪朝日新闻》1919年关于中国国内社会动态报道篇数

 

一、1月至2月初:虚伪的友好

如所周知,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成为揭开五四时期狂风骤雨的序曲。实际上,1919年伊始,中国围绕巴黎和会展开的一举一动就已成为日本报纸关注的焦点。1月1日,《大阪朝日新闻》率先刊登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要求归还青岛》的声明,同时特别在第2版开辟《朝日新闻众说之郛》专栏,讨论相关局势的发展[5]。日媒关注程度之深由此不难得见。相较同时期的中国报纸,日本媒体利用人数和技术上的优势,基本做到在第一时间即将消息发回国内。而在1月至2月初的这段时间里,这些报道的基调大致趋向于“友好和平”。

特别是在巴黎和会开幕之前,日本报纸花了较多笔墨渲染所谓“日中亲善”以及“和平主义”。截至会前的1月17日,在《大阪朝日新闻》13条相关记事中,这一类报道就达9件之多。如该报新年第一期就大篇幅刊登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以及日本对华问题专家内藤湖南的分析文章。钱文称,“今日中国应尽早实现和平统一,为全国民众之安宁幸福计,为五国劝告之诚意计,应尽力促进同日本之亲善关系,共同合作”[6]。内藤也提出,日本“应避免一时的短视政策,真切从日本国民之发展出发,深刻思考同支那现状及未来趋势之关系”[7]1月4日,该报又发表安福国会议长梁士诒的访谈,强调“日本当下之急务,乃是利用其富余之资本、先进之技术,开发支那产业,相互援助,谋划经济之联结”[8]。同日第一版专栏也是如出一辙的论调,声言中日两国“作为同文同种之国民,当为贯彻东亚(和平)共同前进、一齐努力”[9]。显而易见,在巴黎和会前夕,日本报纸竭力营造一种“中日友好”的舆论氛围。

这种“友好”论调一直持续到和会正式开始后的2月初,但事实上,一些杂音也伴随会议开幕而陆续出现。从表面上看,虽然日媒仍有意维持会前极力宣扬的“亲善”基调,如《大阪朝日新闻》从1月18日开始连续刊登题为《中日关系新纪元》的专题评论,宣扬所谓中日友好的“深刻期许”,但自1月下旬以来,个别版面已经零星出现关于中国国内反日情况的描述性文章。如24日第2版记事中写道,“过激派”在中国已开始做动员上的准备,29日的报道也提到在天津等地出现了宣扬“过激思想”的秘密结社[10]。此外,个别报道还对中日之间的“亲善关系”做了重新检讨。譬如,驻华记者太田宇之助在2月2日、3日连续两天刊登的专栏文章《日支亲善究竟如何》中忧心地写道,“在支那人对日本心怀如此恐惧之当下,日支亲善绝无可能”[11]。尽管杂音扰耳,但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日本报纸无论是在报道用语还是观点论述方面,仍以宣扬“中日友好”为报道的主要基调。

那么,何以日本报纸如此热衷倡导两国亲善?究其缘由,恐与日本政府当时的立场不无关联。一方面,自1918年底开始,新上任的原敬内阁大动作调整了外交政策,对华方针改以缓和为主,其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攫取在华利益,防止激起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和抵抗。另一方面,日本竭力谋求与北京政府的合作关系,试图从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进一步渗透中国。特别是在和会前夕北洋武人反复承诺和谈不涉及山东问题的前提下,日本没有理由激化与中国的矛盾。有鉴于此,日媒的报道基调不得不随政治风向而改变。一来,日本新闻界本就实行所谓“记者俱乐部”制度,媒体报道始终受到政府的严密管控。二来,对华报道的消息源绝大部分来自日本政府派驻中国的前线记者或官员,媒体风向从源头上便受其引导。早在1916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对华政策实行要目》中就明确提到,“应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香港、广州各地设置日本新闻记者和通讯员,使其与欧美新闻记者和通讯员等保持接触”[12]。但事实上,日本政府尽管调整了对华政策,试图结好于皖系亲日派掌权者,但对于北京方面仍然保持着相当的不信任。时任驻华代理公使芳泽谦吉在发给外务省的密电中提到,“对于所谓亲善基础工程一节,与其求之于我方,毋宁说他们本身究竟能在如何程度上认真地加以运用,到是非常值得怀疑”[13]。换言之,日本此时着力于宣扬中日亲善更多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实施对华侵略以及掠夺在华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正因为此,作为日本政府在宣传阵线上的侧翼,日本报纸此时所刻意营造出来的“友好”氛围,从本质上看是十分脆弱和虚伪的。

二、2月4月:强硬的批评

纵使日本报纸极力粉饰中日关系的亲密程度,但各自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的尖锐冲突,却是双方始终无法回避的事实。随着巴黎和会的推进,两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不断爆发激烈交锋,而这股战火也迅速延烧到中国国内。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国就代表团“擅自”公布密约的行为给予说法。与之呼应,《大阪朝日新闻》也在5日头版连续刊登两条题为《对支警告》的报道,批评“支那代表团只顾眼前之小打算,罔顾大局,实令人不快”[14]。经过媒体大肆渲染后,小幡此举立刻在中日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自此开始,日本报纸的论调也为之一变。

在抗议风波发生后的起初一个多星期里,日媒虽已不再像之前那样连篇累牍地宣扬“日中亲善”,但对于整个事件的讨论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克制,用语也相对温和。就内容来看,这些报道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对小幡抗议的后续情况进行追踪。如2月6日的记事中称,小幡公使要求北京方面立刻召回巴黎和会代表团中的顾维钧等“排日派”,否则将向中国追讨巨额借款的预付金[15]。二是对抗议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反应做了描述。据日媒描述,中国政府对日方的抗议举动感到意外,声明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应由世界各国公正裁决[16]。三是对当时驻华的其他外媒就此事的态度予以特别关注。这些报道口径一致,几乎都提到英美媒体“刻意中伤”日本,并且“污蔑日本打压中国代表团之言论自由,蹂躏中国之主权”[17]。四是为小幡的抗议举动做正当性辩护。譬如2月8日的报道直接以《公使的警告十分正当》为题,指出小幡酉吉作为一名“中正”的外交家,理当对中国“背信弃义”的行为提出忠告[18]。从表面上看,日本报纸竭力展示其公正客观的立场,试图以第三方视角评述这场风波,但从实际内容考量,其中诸多描述已偏离事实的真相。尤其是在评价中日密约问题上对日本一面倒的偏袒托辞,显然经不起推敲。

2月下旬开始,伴随两国在山东问题上的进一步胶着,中日关系急转直下。中国多地均掀起抵制日货的浪潮,较前时大有燎原之势。据《大阪朝日新闻》报道,广东、香港一带米商决定断绝同日本商人的米谷交易,北京、天津等地则出现市民打砸日本陶器商品的现象。此外,广西、山东、福州、长江头一带也都接连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日货行动[19]。眼见中国反日声浪日益高涨,日本报纸也不再克制,态度渐趋强硬。一方面,日媒批评中国“罔顾东亚安定”,辜负了日本的“善意”。2月17日的社论中写道,“日支两国同处东洋,理当亲善友好……但从近来支那相关言行看来却非如此”。3月2日的评论则批评说,抵制日货的行为“只会留给亚洲无穷后患”。更有甚者,个别报道直接将排日运动称作“自杀式的倾向”,威胁中国若一味投靠欧美以图牵制日本,将在东亚造成无法想象的问题[20]。另一方面,在猛烈抨击中国的同时,日本报纸也集中火力对欧美在华势力给予强硬批评。在其看来,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完全是由在华外媒煽动造成的,其动机是想“趁机抢夺我方商机”。如天津的抵制日货行动是受美国传教士鼓动,福州排日热是由俄国主导,重庆方面则是欧美联合在幕后策划等等,诸如此类。日媒更冠以“丑陋低劣的支那人”的称呼,讽刺中国人轻易受到他人唆摆[21]

日本报纸在山东问题上的强硬姿态有其深刻的政治动因。一者,日本政府向来将山东利益视作特别的战略考量,能否在这一议题上掌握主导权,对其尤显重要。早在1914年,时任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写给外相加藤高明的信中就提到,应要求中国政府将关东洲的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的期限进一步延展为99年,“企图趁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机,占领该地,以便为延长十余年内即将满期的旅大租借地保确其交换条件”[22]。巴黎和会之际,内田康哉更特别嘱托出席会议的牧野伸显,称会谈结果对国运影响甚为深远。因此,日本政府在山东问题上丝毫不肯退让。二者,对于他国在华势力,日本方面一直颇为忌惮。尤其是在和会开始后,为争夺各自在华利益,日欧诸国间摩擦日渐增多。外务省的一份密电中曾经写道,“在中国问题上,不可忘记欧美人是我们的敌人”[23]。三者,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据理力争,阻碍了日本谋夺山东的计划。实际上,在和会召开以前,皖系势力曾多番允诺讲和条件不涉及山东问题,但顾维钧等人在会上公布“中日密约”的行为,大大出乎日本政府的意料。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日本报纸在猛烈批判中国反日活动的同时,不断指责中国“背信弃义”,进而将其他在华外媒也牵扯其中。这种强硬的态度,正好体现了日本政府此时复杂的外交立场。

三、5月至三、5月至6月:难掩的愤怒

日媒批评之声言犹在耳,四国闭门会议的召开又进一步加剧了情势的恶化。4月30日,英、法、美、日在中国被拒之门外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权益尽数转交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中国社会一片哗然。5月开始,包括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纷纷走上街头,各地爱国排日运动由隐蔽转为公开、由零星转为集中,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对此,日本报纸不但没有及时反思运动爆发的真实原因,反而在报道中不断将中国爱国民众形塑为暴民,甚至施压日本政府,要求派遣军队入华镇压。正因此,五六月间成为1919年中日社会最为对立、日本报纸对华态度最为尖锐的时期。

起初,对于四国会议的结果,日本各大报社无不欢心鼓舞,纷纷发布号外以示庆祝。如《大阪朝日新闻》在第一时间就以《山东问题决定——果如我方主张》为题大加宣扬,5月3日又追加报道称,内田外相将山东问题的好消息禀奏天皇后,“陛下面露喜色”。5月4日该报更扬言,山东问题的顺利解决,使中国意图借助第三方势力驱逐日本的“阴谋”没能得逞[24]。可以说,这时日本举国都沉浸在外交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这样的愉悦氛围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来自中国的排日运动报道便如潮水般袭来。据日媒描述,自5月4日起,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在内的中国各大城市均爆发了大规模排日运动,声势横跨中国南北。示威群众挥舞反日标语,不仅烧毁了位于北京东单牌楼的曹汝霖府邸,同时袭击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并致其重伤[25]。尽管日本报纸对于中国社会的反弹早有预估,然而情势的急剧恶化仍然出乎它们的意料。

惊愕之余,日本报纸开始投入更多精力关注五四运动发生后的中国时局。从报道数量来看,《大阪朝日新闻》5月份的报道篇幅从4月份的33篇骤增至207篇,五六两月的篇幅总数竟达前4个月总和的4倍之多。而从报道内容来看,日媒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表1)。一是描述中国各地的排日情况,标题多使用“暴动”“暴行”等词。譬如中国人打砸日本商人的清洗店、擅自闯入日本汽船公司宿舍、聚众公开焚烧日货等,日媒痛斥这些活动是“学生义和团”[26]。二是加大力度攻击在华欧美人,指责他们是在背后煽动中国“暴民”的阴谋家。日本报纸控诉说,欧美诸国因忌惮日本独得山东利益,因而唆使中国人袭击在华日人,并且资助他们从事排日活动的经费和物资[27]。三是抨击排日的中国爱国民众,批其辜负了日本的一片善意。5月27日的评论中写道,如果中国继续放任民众抵制日货,不但会造成社会动荡,同时也将损害自身财政,无异于作茧自缚[28]。不难看出,日本报纸在遣词用句上较之前更显尖锐,流露出难以掩藏的愤怒情绪。

1 《大阪朝日新闻》1919年5-6月报道内容

报道主题

报道数量

报道倾向

标题高频词

对排日运动的描述

245

极力刻画中国人在排日运动中的暴力行为

暴动、暴行、妄动

对欧美势力的指责

68

突出排日运动背后欧美人的阴谋

煽动、阴谋、鼓吹

对中国民众的抨击

81

批评中国人不顾日本善意并轻易被人煽动

日中友好、捏造、丑陋

其  他

54

转引中国报纸突显中国政府安抚不力

取缔、警告

6月以后,随着中国排日浪潮达于顶峰,日本舆论开始普遍批评政府温和的对华政策。《每日新闻》公开鼓吹说“两国亲善永无指望”,《国民新闻》甚至直接向驻华公使喊话,要求原敬内阁立即向中国增派军舰和士兵,以防“内乱坐大”。尽管日本政府屡屡以“亲善大局”为由再三拒绝报界提议,但面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挞伐声浪,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强硬的表态。据《大阪朝日新闻》报道,自6月4日开始,旅顺、福州、厦门等地的日本军舰已先后接到命令,准备随时展开行动[29]。实际上,此时日本报界精英中普遍流行一种观点:虽然对华缓和方针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但面临当前急迫的排日局面,特别是在欧美诸国的重重围堵之下,如果再不采取强硬行动,日本的既得利益必将遭到严重损失。在“报效国家”的精英意识主导下,各报社社长和编辑干部自觉加强了对中国民众以及其他在华势力的攻击。这不仅有利于帮助日本政府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同时对于打压中国亲美派也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显然,五四运动以后的日本报纸已不再单纯仰止于政府的报道需求,而是反过来试图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应该说,这同日本报界精英对当时政治局势的观察及其对国家利益的考量有密切的关联。

四、7月以后:隐约的担忧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后,中国国内的排日浪潮很快平复下来。日本媒体尽管对于中国的拒签行为颇觉不满,认为这是“庸俗的见识”,“陷中国于险境的做法”,但终究因为排日运动的消落,态度也渐趋缓和下来[30]。从日媒7月以后的报道情况来看,新闻标题中已鲜见诸如“暴动”“险恶”之类的词汇,而在报道的篇幅数量上,也基本回归到五四之前的水平。相较五六月间多达四百余篇的报道力度,最少的9月仅有26篇。伴随情势逐渐平静,日本报纸在继续向政府施压的同时,开始显露出隐约的焦虑和担忧。

据《大阪朝日新闻》描述,7月以来中国国内的排日活动虽未立时中断,但其声势已无法同前时相比。如汉口等地的抵制日货运动几乎难觅踪迹,上海一带的排日风潮也日渐式微,不少由学生发行的排日刊物要么停刊要么改为周刊,呈现出明显的降温态势[31]。即便上海学联、全国学联和欧美同学会共同出面召开“声援国货大会”,也难见昔日的高亢氛围。与此同时,一些反对排日的声音逐渐出现。如9月下旬,厦门等地就先后发生上百人的商人示威活动,抗议学生以恐吓手段妨碍自由通商。北京商人也为反对禁售日货,悄悄把日货贴上国货标签继续贩卖。同五六月时相比,这时似乎“各方都已厌倦了学生运动”[32]

尽管1919年下半年排日浪潮渐趋衰落,排日手段也大多改以温和的排货为主,但作为五四运动的余波,激进的抗议活动始终未曾断绝。如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排日善后处分大会”上,就曾发生学生干部持刀砍人的流血事件,日媒形容现场如“修罗地狱”一般[33]。实际上,从7月到10月间,包括京、津、沪、汉等主要大城市在内,各地排日活动依旧屡禁不绝。这一状况不免令日本报纸感到忧心。起初,日媒试图通过转移焦点的方式,将中日矛盾的罪责归咎于中国。譬如从7月11日开始,《大阪朝日新闻》连续刊登多篇社论,称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完全是自身长期沉沦于“以夷制夷”迷梦的结果[34]9月以后,伴随反对排日声浪的出现,日本报纸又迅速跟进,在主要版面上大肆宣扬抵制日货的危害。即便如此,现状似乎仍未得到根本改善。11月23日,在中日福州暴力冲突事件的影响下,北京学生发起千人罢课游行,上海学生也在得悉情况后号召130余个团体集会抗议。对此,《大阪朝日新闻》在题为“形势再度险恶”的记事中写道,“沉静一时的学生排日运动又因福州事件重新沸腾起来”[35]

11月之后再次出现的排日风潮,使日本媒体对于排日运动究竟何时结束以及政府对华方针是否仍然妥当,显得越来越不乐观。12月11日,日本记者团针对北京等地发生的排日活动发表联合宣言,要求政府必须调整现有对华政策,“立即做出严重且有效之处置”[36]。与日本报界忧虑对应的是,日本政府此时也正面临巨大的外交困境。一方面,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吞并计划由于遭到苏俄的顽强抵抗,国际形势愈发不利。另一方面,中国排日运动持续不绝,也影响了日本同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有碍其进一步攫取在华利益。外务省在发给小幡的电函中就提到:“北京政府对山东问题之态度,一时虽有倾向于直接解决之迹象,但在实行上,仍然缺乏压制国内反对浪潮断然进行之决心……山东问题倘若听凭尽此下去,不予解决,不仅中日关系势将日趋恶化,同时另方面我在对华贸易上也难免受其严重影响。[37]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日本报界一再施压,日本政府考虑到其现实处境,在对外保持强硬姿态的同时,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对华缓和的政策。

五、余论:媒体与政治的互动

透过对《大阪朝日新闻》这一颇具指标意义的日本报纸的考察,可以比较明晰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五四运动前后日本媒体的对华态度与日本政府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从1919年伊始积极倡导“日中亲善”,到巴黎和会开始后对中国“激进派”强硬批评,从五四运动期间的愤怒失望,再到五四后期对中日关系的深切担忧,日本报纸的这种态度变迁,很明显是和政府在不同阶段的对华政策与外交形势彼此同步、密不可分的。实际上,在1919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对媒体强有力的管控,使其完全成为配合自身对华政策的宣传侧翼。5月以前,围绕巴黎和会的相关议题,日本政府透过报纸试图制造有利于侵华立场的舆论环境;五四运动发生后,则是借机操控媒体的报道倾向,不断凸显中国学生运动的暴力性以及在华外媒的排日性,一面激发本国民众的仇华心理、获取进一步侵华的民意基础,同时力图制造中国民间与政府、学生与商人之间的对立,达到向中国政府施压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操控媒体的同时,日本报纸也在反过来竭力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如前所述,日媒一开始几乎是完全仰止于政府的对华方针展开宣传,友善也好,强硬也罢,其对华态度完全是出于对政府立场的配合。但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后期发生了微妙变化。作为日本精英结构的重要一环,从村山龙平到杉村楚人冠,从竹中繁子再到冈本一平,日本媒体从业者本就一直具有“为国、为道”的精英意识。在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追求国家利益的观念始终深深植根在他们的头脑中。因此,相较于客观、公正、真实的新闻职业理念,是否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才是这一时期日本媒体工作者真正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随着中国排日浪潮的愈发激烈,日本报界精英尽管明白政府“对华缓和”政策的长远意义,但在国家利益不断“受损”的情况下,也逐渐开始对政府温和的对华政策一再施压。无论是五四后期关于派兵入华的强烈要求,还是在福州事件后对于日本政府的强烈敦促,他们始终站在本民族的私利上,从客观上不断推进政府的侵华立场。在其影响下,日本政府尽管没有完全放弃原敬内阁以来的对华缓和方针,但也在中日相关问题上表现得越来越强硬。 

日本报纸与政府之间的这种相互联动,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有机生态(图2)(图2)。作为这一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各种国际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1919年日本报纸的态度变化,不仅可以视作我们考察五四期间日本外交政策的风向指标,同时也是当时日本政府决策走向变化的内在动因之一。事实上,直到互联网科技十分发达的今天,新闻媒体依旧在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深刻影响彼此间的社会舆论与民间认同。正因如此,包括报纸在内的各类新闻媒体的报道动向,依旧是我们在复杂变局中争取主动、恰当应对、正确决策的重要参照,仍然值得下功夫分析和研究。

 

  

 

 

 

2  1919年日本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所谓“记者俱乐部”(記者クラブ)制度,是日本新闻界存在的一种固定持续的信息发布和控制机制。各报社通过设在日本首相官邸级政府部门的采访组织,获取经过官方审查的新闻信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信息发布权进行垄断,从而成为其左右和控制新闻媒体的有效手段。

[2] “白虹贯日事件”是发生于1918一场日本史上最大的言论贾祸事件。是年,为抗议政府出兵苏俄,日本新闻界代表在大阪举行“关西记者大会”,发表弹劾内阁联合宣言。在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虽然被迫做出内阁总辞决定,但借口《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在报道时曾使用白虹贯日”一词,有“暗喻革命”之嫌,趁机对其提起告诉导致大批新闻工作者遭到惩处,大量报社被查禁。此一事件后,日本自由色彩渐失,逐步被政府纳入“战时体制”之下。

[3] 王润泽的《政治、外交与媒体:1919年日本报纸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是笔者目前见到的较为全面分析1919年日本报纸对华态度的文章。该文引用《大阪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的报道,从新闻学的角度考察了日本媒体对于五四运动的构建以及对华态度的转变。不过,该文关注点主要集中“五四运动”,对于1919年下半年中国代表团拒签《凡尔赛条约》以后日本新闻纸的态度走向关注较少

[4] 润泽的《政治、外交媒体:1919年日本报纸关于五四运动究》(《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是笔者目前见到的较为全面分析1919年日本报纸对华态度的文章。该文引用《大阪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的报道,从新闻学的角度考察了日本媒体对于五四运动的构建以及对华态度的转变。不过,由于该文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五四运动”,王氏对于1919年下半年中国代表团拒签《凡尔赛条约》以后日本新闻纸的态度走向关注较少。

[5] 见《青島還附要求》,《大阪朝日新闻》191911日,14

[6] 钱能训:《日支提携と南妥協》,《大阪朝日新闻》191911日,2

[7] 内藤湖南:《の支那問題,《大阪朝日新闻》191911日,2

[8] 梁士诒:《東洋の経済的独立》,《大阪朝日新闻》191914日,2

[9] 支那特使言明,《大阪朝日新闻》191914日,1

[10] 《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東洋諸国に革命煽動19191242支那の過激》,1292

[11] 太田宇之助:《日支親善を奈何(上)》,《大阪朝日新闻》191922日,1

[12] 外务省:《对华政策实行要目》1916115,转引自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698页。

[13] 芳泽谦吉:《芳泽代理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8107,转引自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第762页。

[14] 対支警告》,《大阪朝日新闻》1919251版。

[15] 外交界の誤解》,《大阪朝日新闻》1919261版。

[16] 支那委員の声明》,《大阪朝日新闻》1919292版。

[17] 誣妄か誤解か》,《大阪朝日新闻》1919291版。

[18] 参见《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公使の警告は正当》,191928日第2版;《小幡公使抗議の真相》,210日第2版。

[19] 参见《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広東米商の排日》,1919218日第1版;《排日排貨煽動》,31日第2版;《広西の排日熱》,32日第1版;《山東人の躍起運動》,48日第2版;《福州の排日熱, 48日第2版;《支那排日熱旺盛》,424日第2版。

[20] 参见《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悟らざる支那》,1919217日第1版;《広西の排日熱》,32日第1版;《自殺的排日傾向》,416日第1版。

[21] 参见《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排日支那紙の影響》,1919216日第2《排日排貨煽動》,31日第2版;《福州の排日熱, 48日第2版;《油断ならぬ欧米人》,48日第2版;《陋劣なる支那人》,419日第1版。

[22]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7

[23] 外务省:《对华政策实行要目》1916115,转引自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第698页。

[24] 参见《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山東問題決す——我主張の如く》,191952日号外;《山東問題解決》,53日第1版;《山東問題解決》,54日第1版。

[25] 《北京に焼打起る》,《大阪朝日新闻》191955日号外。

[26] 参见《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桑港支那人の暴行》,19195162;《学生の暴行》,524日第1版;《蕪湖暴動後報》,521日第1版。

[27] 参见《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米人頻りに煽動す》,191958日第2版;《悪むべき煽動家》,510日第2版;《在支米人の》,515日第2版;《米人の煽動費供給》,62日第1版。

[28] 排貨は自繩自縛》,《大阪朝日新闻》19195271版。

[29] 《遣支警備艦艇》,《大阪朝日新闻》1919671版。

[30] 参见《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支那の調印拒絶》,191972日第1版;《俗論に誤られる支那》,72日第1版;《調印拒絶内情》,72日第1版。

[31] 参见《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排貨殆ど鎮》,1919723日第1版;《排日の形跡無し》,81日第2版;《上海排日稍衰ふ》,810日第1版。

[32] 参见《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排日運動対抗》,1919924日第2版;《学生運動飽かる》,128日第1版;《支那商排貨を渋る》,1210日第1版。

[33] 《血血を洗ふ》,《大阪朝日新闻》1919719日号外。

[34] 参见《大阪朝日新闻》相关报道:《梁君の講和観》,1919711日号外;《憂ふべき支那》,712日第1版。

[35] 《北京学生団の排日——形勢再び険悪》,《大阪朝日新闻》19191211版。

[36] 《日本記者団宣言》,《大阪朝日新闻》191912132版。

[37] 内田康哉:《内田外务大臣致小幡驻华公使电》1920421,转引自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第1101页。

 

(作者简介:马先睿,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黄伟力,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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