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出版乌托邦:从开放存取到掠夺性期刊

日期:2018-09-27 浏览:4498作者:穆蕴秋 江晓原

    来源:《读书》2018年8期新刊、《读书》2018年10期新刊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出版产业往往和暴利行业有很远的距离。事实上,一些大出版公司已将科学出版打造成暴利行业,对此不妨参照一些人们熟知的行业进行对比。前几年,学者霍尔科姆(Alex Holcombe)曾比较了若干国际知名企业的盈利率,结果如下(二〇一三年数据):

    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后面三家都是当今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出版巨头,它们旗下都有大量科学期刊,科学出版居然能做到惊人的暴利,盈利能力和炙手可热的苹果公司相比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相当出人意表的。

    科学出版的暴利,对于中国公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中国目前几乎所有的科学期刊都无法盈利,绝大部分是依靠政府或大学及科研机构资助才活着的。极少数科普期刊如《中国国家地理》能够盈利,实属凤毛麟角的传奇,没有任何普遍意义。

    但科学出版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暴利有目共睹,而且长期遭到诟病。科学家典型的抱怨是这样的:我们辛辛苦苦申请来了科研经费,又辛辛苦苦做出了科研成果,发表时要给期刊付钱,发表后又要花钱订阅期刊,而且科学期刊的订阅价格逐年上涨,无休无止!

    从上面西方科学家的抱怨中,我们不难得知,科学期刊的暴利至少包括两部分:一是论文的发表费用,二是期刊的订阅收入。事实上,对于许多“国际顶级科学期刊”来说,还有第三大块:广告收入。例如,在影响因子前二十名的期刊中,至少有十家是可以有广告收入的,而且可以有巨额收入。

    笔者前几年曾收集过《自然》《科学》《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期刊的广告数据,例如二〇〇八年《柳叶刀》的广告报价:黑白全页四千一百美元,四色全页六千美元。二〇一四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广告报价分别是:黑白全页七千三百九十五美元、七千六百美元;四色全页九千四百八十美元、九千九百美元。

    但《自然》和《科学》又是另一种情况,逐年发布的广告定制手册中没有明码标价,而是附注“有意者请与市场广告部直接联系”。某次会议上,笔者之一凑巧被安排与《自然》的出版商麦克米伦集团大中华区总经理邻座,曾当面询问《自然》的广告报价,那位美女说她不知道,又说“我知道了也不便告诉您”。但与《自然》杂志有特殊渊源的“影响因子之父”加菲尔德(E. Garfield)的文章中,曾披露《自然》和《科学》一九八一年度的广告价格,分别是:黑白全页一千二百四十五美元、两千七百三十美元;四色全页一千八百九十五美元、三千六百三十美元。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广告价格总体必然上涨,我们据此推测如今在五千至一万美元之间,应该不太离谱。以近年《自然》杂志上每期的广告页数来估算,该刊全年的广告总收入至少在数百万美元量级。

    科学期刊的广告收入,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又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绝大部分科学期刊连广告经营许可都没有,根本不允许做广告。而且常识告诉我们,无法盈利的期刊通常也就难以吸引广告投放。所以只有《中国国家地理》这样的传奇刊物才能获得广告收入。

暴利巨头在前,后来者还能有暴利吗?

    各大出版巨头既已坐拥巨额利润,这些利润还颇遭诟病,搞得有点像不义之财,那么这筵席上的后来者能不眼红吗?

    但如果眼红了就想硬挤进去分一杯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创办新杂志几乎没有什么前景,那些名刊历史久远积淀深厚,《自然》杂志到二〇一九年就创刊一百五十年了,《柳叶刀》二〇二〇年就要庆祝创刊两百周年了,路径依赖,赢家通吃,这些机制都构成隐形的高墙,要想翻越过去,没有巨额的资金投入,没有长期的不懈努力,根本别想办成一本名利双收的期刊。然而资本急着要增值,当然不能等待一百五十年才盈利。

    要说西方的商业领域,确实能够吸引社会精英为它服务,他们中间确实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这些人没有采取硬挤进去分一杯羹的低级策略,而是居然在已经坐拥暴利的科学出版领域,成功地开发出新的生财之道!

    面对这个新的生财之道,已经坐拥巨额利润的老牌出版巨头当然也立刻见贤思齐,让自己的利润更上层楼。前面所举二〇一三年出版巨头的盈利数据中,已经包括了开放存取期刊这块新蛋糕所做的贡献。

    这个新的生财之道,既非一目了然,更难一蹴而就。它需要下一盘不大不小的棋,棋局终了时,几家欢乐几家愁,全球科学界的金钱——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中国——滚滚流入成功玩家的囊中。

这个棋局名叫“开放存取”(Open Access),是期刊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概念。

布达佩斯会议上的乌托邦叙事

    科学家不是抱怨科学期刊的订阅价格越来越高吗?那让我们来提供免费阅读的科学期刊如何?有人向大家描绘了下面的“开放存取”乌托邦:


  1. 大学、学会、个人、图书馆、研究机构都可以在线免费获取发表成果,无需订阅费用;
  2. 发表不受篇幅、长度限制,作者享有更高的文本表达自由;
  3. 开放存取审稿效率高,大大压缩发表周期;
  4. 开放存取期刊相较传统订阅期刊具有高得多的稿件录用率,发表更加自由;
  5. 成果在线自由共享,可大大提升其可见度;
  6. 成果使用方式不受制约和限制,能够最大化发挥其潜在效用。


    所谓“开放存取”,就是将要发表的科学成果放置到互联网上,供公众免费取用,允许自由阅读、下载、复制、散布、打印、检索、嵌入软件作为资料,除了保证内容的完整性及作者的署名权,不存在任何法律及技术方面的障碍。简单来说,就是读者不受限制地在互联网上获取文献。

    学者个人或群体自发搭建简单的网络技术平台交流成果,这样的行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更早就已出现,但“开放存取”作为一个“运动”,它的乌托邦叙事最初出现在二〇〇二年二月“开放学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发布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宣言》(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中。稍后还有二〇〇三年六月的《贝塞斯达开放存取发表宣言》和同年十月的《柏林科学人文知识开放存取宣言》,进一步补充完善这个乌托邦故事。

    世界上真有这么好的事情?科学成果不要一分钱就可以任意阅读和使用?那岂不是遍地“学术雷锋”,行将实现“学术大同”了?从国内某些“专业人士”的文章来看,他们竟真的相信了这个乌托邦故事。

然而,在这个乌托邦故事的背后,其实是高明的宣传策略和精明的商业算计。

风起云涌的“开放存取运动”

    开放存取期刊一出现就显出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多种统计都明确反映了同样的趋势。例如据拉克索(M. Laakso)研究小组的统计,一九九三年开放存取期刊不过二十份,开放存取论文只有两百四十七篇,但十六年后的二〇〇九年,开放存取期刊已剧增至四千七百六十七份,开放存取论文已达十九万篇。《开放存取期刊名录》网站统计,二〇〇四至二〇一四年间,开放存取期刊从一千一百三十五种剧增至九千八百七十三种(目前早已突破一万种)。笔者则统计了SCI论文中的开放存取论文情况,从二〇一〇年的三十四万六千篇,逐年增长到二〇一六年的五十万四千篇。虽然统计口径或有不同,但各种统计结果都表明,二十余年间开放存取期刊从起初寥寥几家到现今应者云集,真的成了一场席卷全球学界的“运动”。

    然而常识告诉我们,“雷锋”是不可能以如此速度、如此规模,快速大面积涌现的。开放存取期刊的快速涌现,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驱动呢?

    为此我们先来看看开放存取期刊和传统订阅期刊的异同。我们在两类期刊中各选择一种著名而且有代表性的来考察。传统订阅期刊我们选择《自然》杂志,开放存取期刊选择最著名的PLOS ONE(刊名就这么丑陋,勉强意译的话应该是《国家公共科学图书馆一号》),它享有的“开放存取第一巨刊”桂冠直到二〇一七年才被夺走。将两刊异同列表比较,最为一目了然:

    在上表中最右一栏,列出了开放存取期刊几个最重要的特征:作者付费、在线发表(没有纸刊)、刊物篇幅无限制、发文数量无限制、审稿周期很短、稿件录用率很高(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常识告诉我们,这些特征必然意味着传统的“发表”观念的彻底颠覆,事实也正是如此。

    至于“将评判论文优劣的权利还给读者”,作为口号虽然动听,却明显背离了人们创办期刊的初心——期刊的基本义务之一,不就是为读者选择值得阅读的论文和文章来发表吗?著名期刊的声誉,不就是来源于选择文章的严格和精当吗?如果不分良莠随意发表,还美其名曰“让读者自己判断”,那读者要这样的期刊干什么?谁才需要这样的期刊?

    开放存取期刊和传统订阅期刊最重要的分界,其实只看一项就行——看期刊有没有纸质印刷的版本。到目前为止,纸质印刷的期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高端、正式和严肃。

    开放存取期刊的商业化经营之路,其标志就是开启了“作者付费模式”,即作者在论文发表前,需向期刊缴付一笔“论文处理费”,名义上是为了“弥补发表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和开支”,费用通常由作者本人或所获研究经费来承担。

    对于主要依靠用户订阅的老牌传统期刊和出版机构而言,作者付费的开放存取期刊完全是新生事物,有些刊物一度如临大敌,认为来势汹汹的新对手会扰乱现有发表规则和利益格局,乃至危及自身的生存状况。爱思唯尔、威利和美国化学学会就曾高薪聘请危机公关专家德赞哈尔(E. Dezenhall)——号称“公共关系斗牛犬”,寻求抵抗开放存取的对策。

    谁知德赞哈尔收取了近五十万美元的咨询费,开出了几个未及实施的“处方”,风向就变了,很短时间内,几大出版商就从最初意图抵制,转而热情拥抱开放存取期刊了。老牌商业出版巨头施普林格反应最快,早在二〇〇五年八月就成为首家设置专营开放存取业务部门的商业出版公司。

    时至今日,国际上能排得上号的知名出版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将开放存取列为重要的业务拓展方向。例如据较新的数据,爱思唯尔旗下的开放存取期刊已达五百家,施普林格旗下已有五百三十家,威利集团旗下也已有八十七家。一些企图对原有市场格局进行重新洗牌的新兴出版机构和期刊,也将开放存取当作强行进入市场的重要契机。

开放存取期刊能赚钱吗?

    那些真诚相信《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宣言》所说乌托邦故事的“专业人士”,当然不会关注开放存取期刊的盈利问题,但西方的期刊玩家们却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期刊发表一篇开放存取论文,实际成本是多少?换言之,开放存取期刊的利润空间有多大?

    由于事涉商业机密,很少有出版机构愿意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仔细搜寻仍能够找到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例如在线出版公司PLOS在官网逐年公布的公司年度财务简表,提供了很好的样本,笔者曾尝试从若干个方面对相关数据做探讨和分析,这里择要述之:

    PLOS旗下共有七家开放存取期刊(PLOS ONE为其中之一),二〇一六年这七家期刊共发表论文两万六千篇,公司年度财务简表显示,这项业务的“总花费”为三千八百零三万九千美元,将“总花费”平摊到两万六千篇论文上,平均每篇论文的发表成本约为一千四百六十三美元,约合九千五百元人民币。

    “在线发表”一篇论文需要近万元人民币的成本——注意是在不付任何稿费,而且每篇论文作者还要“倒贴”杂志一千四百九十五美元“论文处理费”的情况下!这大大偏离了人们关于在线论文发表成本的常识,我们简直可以怀疑是不是将“成本”和“盈利”搞反了。

    若进一步深究,公司财务简表中开列的各项支出清单仍不能解除人们的疑惑,它实际上并未提供发表开放存取论文的具体环节和实际操作成本。例如:清单提供的“生产费用”高达近八百万美元,根据常识,论文作者提交的都是电子文本,经过杂志编辑后(编辑费用已另外计算),将一篇文章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这么简单的“生产”过程,竟然每篇需要超过三百美元的费用?难怪在二〇一三年《自然》杂志上讨论开放存取论文成本的文章中,特别提到PLOS公司在盈利问题上“避而不谈”。

    事实上,开放存取期刊发表一篇论文究竟需要多少成本,一直都扑朔迷离。据《自然》杂志上述文章的说法,只有少数新兴开放存取出版机构在这一点上愿意坦诚相告,比如Hindawi出版公司告知,公司二〇一二年旗下期刊共发表开放存取论文2.2万篇,每篇发表成本约两百九十美元;伦敦Ubiquity开放存取出版公司表示“每篇论文成本约三百美元”;PeerJ杂志现任主编也承认“期刊每篇论文花费是小几百美元”。这些公司所说的每篇文章的发表成本,与PLOS公司财务简表中的数据相比,仅仅相当于公司宣称的“生产费用”(将文章上传到服务器),和该公司平均每篇文章的发表费用一千四百六十三美元大相径庭。

    不过即便只是“小几百美元”,也完全不代表开放存取论文发表成本的下限——因为更多的开放存取期刊收费极为低廉,有许多甚至不收取任何费用。以爱思唯尔为例,目前它旗下拥有开放存取期刊约五百份,其中超过60%的期刊不收取论文处理费用。另外一些范围更大的统计,得出的结果也是类似的,即有约一半左右的开放存取期刊是不收费的。

    不收费的开放存取期刊大量存在,有力说明了一点:这类期刊实际运营成本非常低。如果成本真如PLOS公司财务简表所显示的那样高昂,就很难解释下面的事实——开放存取期刊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快速增长,呈现出一派火爆的兴旺景象,老牌出版集团加足马力扩张地盘,新兴出版公司积极加入力求抢占市场份额。这背后的深层缘由,除了发表论文的市场需求旺盛,也和论文发表成本低廉直接有关。

开放存取期刊赚钱的准入门槛

    开放存取期刊有的收取高额费用,有的却不收费,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谁不想舒舒服服地收费?但是,谁能收钱,谁不能收钱,有一条清清楚楚的门槛——影响因子。

    从我们统计的数据看,凡是能够进入SCI索引——这就意味着有了影响因子游戏的入场券,每年可以在JCR报告中获得影响因子排名——的开放存取期刊,都可以收费。收费多少直接和影响因子值有关,基本上是“一分钱一分货”,影响因子高的收费就可以高,影响因子低的收费也低。“主流”的收费区间在每篇一千五百至五千美元之间。

    我们先来看开放存取期刊中最有代表性的PLOS ONE,二〇一六年它发文两万三千八百一十九篇,这年它的影响因子是2.8,它明码标价每篇收费一千四百九十五美元,该杂志一年收取“文章处理费”超过三千五百六十万美元。它的收费已经在“主流”区间的下限,因为走大量发文广种薄收的路子,比下限的一千五百美元还要优惠五美元。

    再看一个开放存取期刊中的高价明星,《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这是《自然》杂志旗下的开放存取子刊之一,二〇一六年的影响因子是12.1,这在开放存取期刊中算很高的了,又有《自然》杂志的光环映照,收费就可以突破“主流”区间上限,高达每篇五千二百美元。二〇一六年它发文三千五百四十九篇,该杂志一年收取“文章处理费”超过一千八百四十五万美元。

    另外,有少数未能进入SCI索引的开放存取期刊,它们的官网上也有明码标价的收费标准,有的还不低,但点进去看,它只发过寥寥几篇文章,有的甚至一篇也没有——这实际上就是“有价无市”的状态。

    对于开放存取期刊来说,“年发文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几乎可以直接用来衡量该期刊的成功程度。PLOS ONE“开放存取第一巨刊”的桂冠在二〇一七年终于跌落,杂志主编希伯(J. Heber)对此这样解释:首先是因为“杂志把投稿录用率降低到了50%”,这听起来当然不是一个体面的解释——在正常的学术期刊运营中,高达50%的投稿录用率已经是难以想象的“滥”了,可是在PLOS ONE的辩解中,它居然成了稿件录用率的新低!其次是因为有越来越多新的开放存取期刊挤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导致稿源被大幅分流。这第二个原因倒是比较有说服力。

    PLOS ONE当前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当数《自然》杂志旗下的开放存取子刊《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二〇一六年的影响因子是4.2,“论文处理费”一千七百六十美元,明确打出的竞争口号是:“更高的影响因子,更短的审稿周期,更宽松的数据使用政策!”对投稿者而言,在收费相近而影响因子更高的情况下,《科学报告》当然有更高的性价比。二〇一七年该刊以发文数两万五千七百四十九篇超过PLOS ONE而成为新的“开放存取第一巨刊”。

棋局上半局:

原来出版低端论文也有利可图!

    传统订阅期刊中以《自然》杂志为代表的那些名刊,顶着“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的光环,崖岸自高。比如《自然》杂志每周一期,全年发表学术论文(article)的总数通常不超过一百五十篇。而这些开放存取期刊,全年发文数千篇是家常便饭,PLOS ONE和《科学报告》更达每年数万篇之巨,两相比较,高下立判。而且以“更短的审稿周期,更宽松的数据使用政策”为号召,以发文数量争胜负,很容易走向“给钱就登”的局面。

    发起“开放存取”棋局的玩家,他们的聪明在于发现了这个奥妙:以前大家只注意到在高端期刊上发文困难,高山仰止,却没有注意到其实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科技工作者都憋着要发论文!而且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了发文掏钱!知名作者是期刊争抢他们的文章,为此不惜支付高额稿费;而普通作者苦苦寻觅发文期刊,却经常不得其门而入。现在好了,遍地的开放存取期刊纷纷向他们招手:来呀,交了钱就给你们发!

    进入发达社会之后,普通科技工作者的群体非常庞大,而且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科研经费,支付得起开放存取期刊的“论文处理费”——其实就是让他们从自己腰包里掏一千五百美元出来也是力所能及的。所以,玩家们欣喜地发现:把低端论文挂到网络上,这样的所谓“出版”,其实也可以赚很多钱!

    到此为止,这盘名为“开放存取”的棋局,我们还只叙述了上半局。

    这上半局也许尚不失优雅:先是科学出版领域的聪明人找到了做大蛋糕的新路子,然后弄一个高大上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宣言》,讲一个乌托邦故事,接着大家争相创办开放存取期刊,通过出版低端论文赚钱。江湖规矩还是老规矩——影响因子为王。

    但是,这个棋局的下半局,就非常丑恶了。

怎样站着把钱挣了,牌坊还屹立不倒?

    既然办开放存取期刊,发表低端论文已经被证明可以是一种新的生财之道,而“江湖规矩”又是影响因子为王——只有那些被SCI收录了的,因而也就有资格加入影响因子排名游戏的开放存取期刊,才能够收费挣钱,那么问题马上就变成:如何办一家影响因子尽可能高的开放存取期刊?

    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毕竟目前全球得以进入SCI的期刊只有近九千种,虽然从长期趋势看是逐年增长的,但增长速度相当缓慢。

    然而,对于瓜分了全球科学出版大部分市场的几大出版巨头来说,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们旗下或多或少都有高居影响因子前列的名刊,这些名刊都是极为有用的优质资产,不仅这些名刊本身已经办到名利双收的境界,可以像姜文在《让子弹飞》中那样“站着把钱挣了”,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集团挣更多的钱!

    可如果这些高居影响因子神坛的名刊也来挣开放存取的钱,这钱可是有点脏——开放存取期刊是靠发表低端论文挣钱的!试想一下,如果《自然》《科学》《柳叶刀》都变成了开放存取期刊,那它们一两百年积累起来的名声马上就会轰然倒塌!

    所以必须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不错过“开放存取运动”这班挣快钱的车,又能够爱惜百年名刊的洁白羽毛,不坏名声。

    这样的两全之策,还真找到了!这就是——办开放存取子刊。

    举例来说,自二〇一〇年起,在科学界知名度很高的“四大名刊”《自然》《科学》《细胞》《柳叶刀》,已先后创办了多种开放存取子刊。

    例如:《自然》创办了《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和《科学数据》(Scientific Data),这三个开放存取子刊二〇一六年的影响因子依次为12.1、4.2、4.8,每篇文章的收费依次是五千二百、一千七百六十、一千六百七十五美元。《细胞》创办了《细胞报告》(Cell Reports),影响因子8.2,每篇文章收费五千美元。《柳叶刀》也创办了《柳叶刀环球健康》(The Lancet Global Health),影响因子17.6,每篇文章收费也是五千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大牌刊物的主刊都保持着传统的订阅纸刊,而且都在尽力保持“纯正血统”,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至少有两个:

    首先是为保持高影响因子而承受的刚性约束,其次是分工明确,让子刊去发表开放存取的低端论文,既让主刊的洁白羽毛不受开放存取的污染,又不耽误挣开放存取期刊的快钱脏钱。

老牌传统期刊也向开放存取转型

    “四大名刊”因已高居影响因子神坛多年,有点“天生丽质难自弃”,同时却也不想和钱过不去,所以想出办开放存取子刊的方法,力保主刊“冰清玉洁”的牌坊。而对于某些在业内名声尚可但还远未爬上神坛的传统期刊来说,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可以选择更直接的方案。

    创刊于一九一五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习惯简称PNAS),是一份著名的综合类科学期刊。二〇〇四年六月PNAS宣布正式转型为“混合期刊”(hybrid journal)——保持传统投稿方式的同时,提供发表开放存取论文的选择,论文处理费用每篇一千美元(现在收费一千四百五十美元)。时任主编在社评中对期刊转型给出了四个理由:

    一、所有期刊都应努力做到让一切地区的一切学者便利获取科学文献;二、开放存取的“作者付费模式”规避了期刊的财务风险;三、PNAS愿意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尝试开放存取;四、尽管目前只有少数学者愿意选择开放存取期刊发表论文,但 PNAS愿意为他们提供发表平台。

    这里开放存取几乎已经成为某种“政治正确”了。很难判断这究竟是PNAS的真实态度还是宣传手法,因为对很多期刊而言,它们在官网上陈述类似的漂亮说辞,其实只是为了掩饰自己把开放存取作为赚钱工具的真实意图。

    从期刊经营角度来看,混合期刊确实是一种安全的尝试,它为期刊留下足够的回转余地:可以紧跟出版潮流,占取开放存取新兴发表市场的份额;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大多数作者倾向选择开放存取,那期刊可以转型为完全的开放存取期刊;如果多数作者对开放存取并不积极,那期刊仍可保持传统投稿方式。

    PNAS的转型方式在传统订阅期刊中很有代表性,颇受各大出版商青睐,据学者们整理的近年相关数据,各大出版商启动混合期刊的数量增加非常明显,其中最突出的是爱思唯尔集团,仅二〇〇九至二〇一二年,它旗下的混合期刊就暴增了一千多份。每篇文章的收费平均在三千美元左右。

    除了“混合期刊”模式,另一些传统期刊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做法——转型为完全开放存取期刊(不再接受传统投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老牌医学杂志《医药》(Medicine)。

    《医药》创刊于一九二二年,二〇一四年正式宣布转型为完全开放存取期刊,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考量:《医药》不是学会期刊,没有固定的会员读者基础,在与其他医学杂志的竞争中落入下风;订阅量和广告收益都在持续减少。《医药》的转型大刀阔斧,一上来就直奔“年发文数”,接受稿件大幅增加,由原来每年发稿三十篇左右,剧增为每年一千五百篇以上;同时转型为大综合类医学期刊,涉及医学学科达四十余个;并将此前由少数专家组成的编辑部大幅扩充,目前人数多达近八百人。也许最重要的改变,是发稿标准更加宽松,不再强调研究的创新性和潜在影响力,在“符合伦理道德”的前提下,甚至可以发表结果为阴性的医学研究和案例报告。

    《医药》的一系列激进做法,拯救期刊的效果目前尚不明显,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它的影响因子从二〇一四年的5.7,只两年工夫就已经下降到了二〇一六年的1.8了。

“二百五十九美元发到死”的低俗套路

    另一些新创办的开放存取期刊,力图打破原有出版格局,强行挤进学术发表市场。这些期刊采用的经营手法有时让人大开眼界,这里举两个例子:PeerJ和eLife。

    PeerJ采用赤裸裸的商业促销策略,把电话公司常搞的那套固定收费打折促销手段,原封不动搬用到学术期刊的经营上来。期刊二〇一二年创办之初,提供了三种会员收费标准:

    “初级会员 ”九十九美元,每年可发一篇论文;

    “升级会员 ”一百六十九美元,每年可发两篇论文;

    “研究会员 ”二百五十九美元,居然可以无限发文!

    如果一篇文章有多位作者,需所有作者都购买会员资格才可享受套餐优惠。后来规则稍有变化,单篇论文处理费用一千零九十五美元;会员制保持不变,取消了“无限发文”规则,初级版、升级版和加强版价格分别为三百九十九、四百四十九和四百九十九美元,对应一年年限内可以发表论文篇数为一篇、两篇和五篇。需一文所有作者都购买会员资格才可享受套餐优惠的规则不变。

    PeerJ如此露骨的商业做派主要和它的风投背景有关,它由风投资本Tim O’Reilly(提姆·奥莱理)一手操办,注资九十五万美元。杂志主要经营合伙人曾成功参与创办开放存取巨刊PLOS ONE。

这样赤裸裸的商业手法,《科学》杂志有点看不下去,它用满含讥讽的标题报道此事:“二百五十九美元让科学家发文发到死”!

    eLife的手法则更具欺骗性。

    这家开放存取期刊由世界著名私人研究基金会——美国马里兰州霍华德 ·修斯医学会、伦敦康惠基金会、柏林马普研究所共同投建。头十年共计投资四千三百万欧元。有如此雄厚的资金支持,eLife一开始的做法是,高调宣称发表论文一律不收取费用。

    杂志首任主编由二〇一三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家谢克曼(R. Schekman)担任。谢克曼此前还担任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主编(二〇〇六至二〇一一)。上任新刊后不久,谢克曼就在英国《卫报》上发文,高调宣称其研究团队从此将不再向《自然》《科学》《细胞》三大期刊投稿。

    他将这三大期刊称为“奢侈杂志”,指责这些期刊为维护自身品牌而将稿件录用率压得很低,“就类似高端奢侈品使用饥饿营销生产限量产品来维护自身品牌形象一样”,同时这些杂志还牵扯科学以外太多的东西——出版商的利益,研究者荣誉及基金申请等等,“扭曲了科学进程,鼓励研究人员进行华而不实的研究,而忽视真正重要的研究工作”。

    谢克曼的上述言论听起来义正辞严,很像一位不满现状而富有情操的著名科学家鼓起勇气对几大精英期刊发起反抗的“义举”,在当时备受媒体和学界关注,国内媒体对此的报道也都是正面的。然而今天回头再看,会发现谢克曼这篇富有煽动性的文章,更像是eLife为了打破期刊江湖原有格局所施展的套路:

    先将三大期刊引为假想对手以自高身价,然后指责在这些高端期刊上发文困难,进而声称eLife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选择:“奢侈杂志的缺陷或许能在任何人都可以免费阅读的开放杂志上得到弥补。”但是紧接着,当eLife进入“SCI俱乐部”之后,就宣布对作者收取论文处理费用了!——每篇论文收费两千五百美元。

    从最初高调免费发文,到稍后公然收费,eLife的套路很像一些商业杂志惯用的手法:先不惜成本投巨资烧钱,等成功占据市场份额并把招牌树立起来(进入SCI),立即转变手法开始收费。况且,发文困难如果是因为甄选严格,这根本就不构成期刊的“缺陷”,所以谢克曼对三大期刊的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PeerJ和eLife都在创刊后很快就进了SCI,这也未尝没有引人遐想之处——许多期刊奋斗了多少年还进不了 SCI呢。

“掠夺性期刊”的兴起

    前述传统的“四大名刊”创办开放存取子刊,老牌传统期刊转型成为“混合期刊”或完全开放存取期刊,甚至就是PeerJ和eLife这样很商业很低俗的套路,都还在合法的底线之内。但是“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脓血和肮脏的东西”,何况从合法到非法,往往也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开放存取期刊的“作者付费模式”,很容易把事情引向极端:发文越多就意味着赚钱越多,由此催生出一批专门以赚取“论文处理费”为目的,却对文章质量不严格把关甚至不经审稿就发文的开放存取期刊。卡罗拉大学图书馆员比尔(J. Beall)发表在《自然》上的文章把这类期刊称为“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它们常用以下欺骗手法:

  1. 对“论文处理费用”没有明码标价,先接受稿件后寄送账单;
  2. 不经事前征询就将知名学者列入编委会,或干脆伪造编委会成员名单;
  3. 刊名往往模仿知名期刊,并冠以“国际”(International)、“全球”(Global)、“世界”(World)等字样;
  4. 网站主页挂出的办公地址往往在欧美发达国家,而汇款的账户银行地址却往往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5. 伪造国际期刊标准编号(ISSN);
  6. 伪装成 SCI期刊,甚至伪造影响因子。

    二〇一〇至二〇一六年,比尔曾逐年推出“掠夺性期刊”黑名单(Beall’s Lists),在学界引起极大关注和讨论。但是这样的工作,无论是在理论建构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极为艰巨。与此相应,另一些研究揭露的数据也触目惊心:二〇一〇年 “掠夺性期刊 ”约为一千八百份(对应发文数五万三千篇),至二〇一四年已激增至八千份(对应发文数四十二万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掠夺性期刊 ”已成为 “开放存取运动 ”当前最大的灾难性后果。

西方开放存取/掠夺性期刊疯狂掠取中国科研经费

    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自然会浮现出来:既然“开放存取运动”是一门赚钱生意,近年中国作者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又大幅增长,那么开放存取期刊有没有开始赚中国作者的钱?赚了多少?这样的问题不仅有学术意义,更有现实意义。

    上面的问题确实是可以解答的,为此我们选择了八种颇有代表性的开放存取期刊,作为统计分析对象。这八种期刊之所以入选,各有重要原因。相同原因是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在其上的发文数量全都超过了一千篇;

统计数据详见下表(按二〇一七年期刊发文数量排序):

    首先,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表中大部分期刊在这五年中发文数量都大幅增长,后来居上的Scientific Report从二〇一二年的八百零四篇增长到二〇一七年的两万五千七百四十九篇,增长了三十二倍;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增长了四十四倍多;Oncotarget更是增长了六十一倍。

    其次,要了解这些开放存取期刊如何掠取中国的科研经费,从表中可以看到触目惊心的数据。将左起第五列的数值(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发文数)乘以左起第七列的数值(每篇收费),就得到左起第八列的数值(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贡献费用):

    在表中前七种开放存取期刊上,仅仅二〇一七年一年,中国作者就贡献了近六千万美元,或者说三亿八千多万人民币!

    然后,我们还可以从该表初步估算中国作者向国外开放存取期刊贡献费用的总规模:表中显示,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在表中前七种期刊上总共发表了两万九千二百三十二篇论文,单篇论文的平均费用是两千零三十美元;而SCI数据库显示,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总共发表了六万九千零五十一篇开放存取论文,我们保守假定,平均每篇的费用为一千七百美元,则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向开放存取期刊贡献的总费用约为七亿六千万人民币。

    笔者还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数据来源,估算了二〇一六年中国作者向开放存取期刊贡献的总费用,同样约为七亿六千万人民币。由于我们采用了保守的估计(实际每篇费用很可能更高),这显然只是总规模的下限。考虑到这些费用几乎全部是用科研经费报销的,所以这些都是中国纳税人的钱。

    最后,再看看表中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在这八种期刊发文总数中的占比:臭名昭著的Tunor Biology高达65.5%,Oncotarget高达80.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更达到了惊人的95.3%,简直就是为中国作者量身定制的美国期刊!

    从上述八种在中国疯狂吸金的开放存取期刊,到已经引起国际上正直学者抨击的“掠夺性期刊”,其间的过渡是非常平滑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科研经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大量流入国外一些性质非常可疑的期刊囊中。考虑到如今全球开放存取期刊已超过一万种,及时重视这个问题,对中国的科研管理部门来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认清本质,中国千万不能去这摊浑水

    二〇一七年初,当一百零七篇中国作者论文被撤销事件刚刚曝光时,笔者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应该尽快公布掠夺性期刊黑名单》的文章,明确主张:

    有关部门(比如教育部)应该尽快公布一个国外“掠夺性期刊”的黑名单。《肿瘤生物学》就应该在名单上。对于黑名单上的期刊,在上面发文章不算学术成果,版面费不得在科研经费中报销。当有关管理当局还在为“黑名单”的提法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时,有些基层管理部门早已采取了应有的措施。例如表中PLOS ONE、Medicine、Oncotarget、Scientific Report四种期刊,在中国一些科研机构和医院中已经有了“四大水刊”(缩写为PMOS)的恶名,据说有些高校和医院已经规定不能报销在这“四大水刊”上发表文章的费用,这无疑是一个正确而有力的措施。最近又出现了一份有四十五种国外SCI期刊的名单,已被国内一些媒体直接称为“黑名单”。

    所谓的“开放存取运动”,兴起到今天已经超过二十年了,这个运动所许诺的科学出版乌托邦并未降临,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开放存取期刊给大出版集团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能够收费的开放存取期刊那里,阅读确实是免费了,但社会仍然在为这些期刊支付费用,只是从传统订阅期刊的“后端付费”(订阅或购买者支付期刊费用)改成了“前端付费”,期刊还未上线,作者的“论文处理费” 已经支付给期刊了。这还使期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前端付费”帮助期刊规避了几乎全部的财务风险。

    所以“开放存取运动”的结果,传统期刊的“奶酪”总体并未受损,期刊出版商却利用开放存取期刊找到了新的“奶酪”,大出版集团的暴利有增无减,锦上添花。

    更需要警惕的是,开放存取期刊带来的新利润,是以严重伤害科学的学术生态为代价的,因为这些利润实际上绝大部分是靠发表低端甚至垃圾论文而获得的,而这些急剧增长的开放存取论文的发表,使得科学论文发表的学术标准进一步降低和混乱——想想“二百五十九美元发到死”的期刊吧,这不是在彻底颠覆“发表”的基本意义吗?西方世界那些长袖善舞的玩家,洞悉了当今世界科学日益泡沫化、商业化的趋势,随之起舞,成功地从中渔利,却对科学未来的学术生态毫不顾惜。

    海量发表低端论文的开放存取期刊,作者借它们实现稻粱谋,出版商借它们获取利润,唯有读者是不需要它们的,因为这些低端论文几乎不会有读者。现实形成了对《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宣言》中乌托邦叙事的辛辣讽刺。

    如果说,“开放存取运动”还没有在中国大行其道,开放存取期刊还没有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绝不应该被看成“未和国际接轨”的遗憾,反而应该看成中国科学期刊的幸运。有些国外的开放存取期刊已经来和中国出版机构讨论“国际合作”了,我们有必要提高警惕,如果为了赚几个小钱,或是为了“国际合作”的虚名,最后损毁了自己在国际出版界的清誉,就得不偿失了!

    而被我们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国际科学共同体”,面对“开放存取运动”这种极具欺骗性又极度商业化的乱流,如果还能够有抵抗能力或自我修复能力的话,开放存取期刊终将盛极而衰,我们中国科学期刊千万不能去这摊浑水。